摘要：《论语》是中华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以往人们对其解读和研究多数是从政治、道德和教育等角度展开。其实，《论语》同样蕴藏着丰富的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元素。本文从自然主义的科技观、“志于道”的求是精神、“博学务本”的科研方法和“以德摄知”的知识观等几个方面切入问题，综合分析认为，《论语》乃是反映先秦时期我国传统科技文化发展的代表性著作，其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论语》;传统科技文化;科技观;知识观;求是精神
在人类科技思想史上，古希腊思想家大多被称为自然哲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其实，先秦诸子百家对中国科技文化的奠基作用并不逊于古希腊的先哲们。冯友兰曾说：“我们若把中国的历史和若干世纪前欧洲的历史加以比较，比方说，和文艺复兴以前比较，就看出它们虽然不同类，然而是在一个水平上。”[1]81李约瑟通过详尽地考证和发掘证明：至少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中国古代科技在许多领域要领先于西方。贝尔纳也指出：“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从希腊的抽象数理科学转变为近代机械的、物理的、科学的过程中，中国在技术上的贡献――指南针、火药、纸和印刷术――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作用。我确信，中国过去对技术的这样伟大贡献，将为其将来的贡献所超过。”[2]中文版序先秦时期作为中国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在科学起点上其实并不输于其他文明，只是到了近代，由于政治、经济、历史和其他社会因素才使中国渐渐落后于西方。这样看来，中国科技文化发展并非先天不足。如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传统文化与科学之间“不是互斥的，而是相容、互促的”。[3]因此，发掘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对于中华文明的复兴与崛起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自然主义的科技观、“志于道”的求是精神、“博学务本”科研方法和“以德摄知”的知识观等几个方面切入，分析《论语》蕴藏着的丰富传统科技文化元素。
一、自然主义的科技观
在很多人看来，孔子是一个相信并且顺从“天命”的保守主义者。尤其是他倡导“尊周礼”“倡礼乐”的政治主张，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倾向。但是，这种解读并未整体地展现其思想全貌。其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有着更为积极的面向。按照李约瑟的解读，孔子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着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的理性看法。对此，他曾做出这样的评价：“儒家思想基本上是重理性的，反对任何迷信以至超自然形式的宗教。……儒家思想把注意力倾注于人类社会生活，而无视非人类的现象。”[4]12当代科技哲学视域中，对自然主义的定义各式各样，但总体上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本体论上不预设超自然的存在物，认为物理世界即是自然世界的全部，除此之外不存在超验的神灵世界;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排斥神秘主义，主张运用经验的方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两个方面，在《论语》中都鲜明地呈现。
《论语》中的自然主义态度集中表现在对鬼神和生死的看法上。譬如，“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又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从这里，有人看到孔子着眼于现实的生活态度，也有人解读出他对自然事理以及生命的看法。从自然主义视角分析，我们会看到：首先，孔子不去追问到底有没有鬼神，而是说活着人都还照顾不过来，哪有功夫伺候鬼神!这里，他先在地预设了活人要比死人更重要，而且我们只有先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才能论及其他。倘若有鬼神存在，那也是现实问题得到妥善处理之后的事情;倘若没有鬼神的存在，侍奉它们只会是枉然不得。其次，孔子在“生死”问题的谈论中，强调了“生”的重要性。对于“死”究竟是怎么回事，人死后究竟会怎样，这些问题最好不要去追问。在他看来，我们连“生”的道理都尚未深入理解，何谈弄明白“死”呢!在此，同样存在一个进阶的问题：“生”的问题是“死”的问题的必经阶段，明白了前者才有可能去探索后者。对于那些超出我们当前认知能力的问题，考虑它们只能是徒费心力。其实，即使生活在科技如此发达今天，我们对于死亡、灵魂、鬼神的科学认知也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另外，《论语》中提到的“天命”多是指宇宙与人生的运行规律。不能依据字面意思简单地推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观点。譬如，“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讲的“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不同与西方的“上帝”或“神”。他告诉人们，一定要透过自然现象来理解大自然内在的运行规律，对其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之后，可以藉此阐释对社会及人生的理解和体悟。其实，这里包含一种隐喻，一种将自然界、社会发展和人生际遇相互统一的和谐图景。我们只有真正将三者统一起来，才能深刻理解宇宙人生的规律，通达自然、社会与人生，使得“人与天地相参”。这样，我们便能理解孔子持有“天命”观却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宿命论者。
这种自然主义的科技观有助于引导人们挣脱对神话的迷信和对宗教的执着，走向理性、澄明的现实世界。“儒家思想偏爱甚至强调传统的礼仪，但也坚决地怀疑和反对任何一种超自然主义。这是有利于科学世界观发展的因素。”[4]1420世纪初，唯物主义能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为最广泛的中国人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与儒家思想所内在的这种自然主义取向不无关系，它最大程度地塑造着人们对待周遭世界的科学态度，对生产和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二、“志于道”的求是精神
任何一项人类事业的发展都需要特定的精神或信念的支撑。科学事业也不例外，科学之为科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古希腊先哲追问“世界的本原”和探究“万物的构成”;近代文艺复兴之后，人们转向探究事物发展和运动的规律及其性质等问题，从而诞生了经典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等近代科学体系;在当代，科学更是将探索触角伸得更广，宏观上大至宇宙，微观上小至夸克，不仅探索物理世界，而且也探究心灵世界的认知奥秘。这些活动始终贯穿着一种探索未知领域的求知精神，这是矢志不渝的追问自然和探究万物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最基本地反映着人们从事科技活动的态度、品格和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