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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乡村改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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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力的介入:土改的政治合法性

199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乡村改革论文

土改作为文学叙事和阐释的对象,不仅是文学艺术审美精神的突出表现,更是对它所预言的政治属性的表征。在中国广大乡村,土改和紧接着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乡村土地关系变化最剧烈的两场政治运动,作家们也在书写中充分揭示了土地所寓含的政治属性”。这在贺仲明论述有关新文学中农民的土地意识时,已作出较为深刻的揭示和阐释。九十年代作家的历史叙述与以前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建立在去政治化的历史场景上论述土改的历史进程,过滤掉愤懑的表述,重构客体—主体或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以更加明晰的面貌呈现出历史的本真状态,祛除一种政治式的宣言和说教。换句话说,作家在对土改的权力表述中,把艺术的着力点放到文化的审美意蕴上。对土改的历史文化重新加以追忆和想象,这就更加使得小说获得艺术化的审美效果。在杨争光的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中,尽管承认土改具有合法性,但已经祛除了暴力叙事,把所赋予的权力人性化。地主杨柏寿意识到新政权新政策的到来,能够审时度势,顺从土改工作组的意愿,保存了自己和家庭,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才去世。杨争光写土改不是根本目的,而是在于通过乡村琐屑的生活细节写出符驼村地主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进而拓展一种具有地方性的历史文化视野。

个体身份的象征:农民恋土情结的文化意蕴

中国乡村社会占据主体地位的是农民,他们唯一的生存资本来源于土地,这也恰恰表明土地在某种程度上是农民身份的体现和象征。乡村中的土地流转,与国家的权力运行相关,也与农民对土地的使用、管理相关。乡村中土地的历史更替,演绎着各个政权对土地的不同政策和态度。借用贺享雍小说《土地之痒》中贺世龙的话说,土地不但是人活下去的基础,还是能够让人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和提高的神奇之物,这也是广大农村农民恋土情结的心声。在赵德发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中,赵德发以土地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展现天牛村农民世代生存发展的艰苦历程。这部小说“既揭示农民的`恋土情结的‘物质’依托,又深入、全面地展示其丰富的精神内涵,这是赵德发对恋土情结的文化思考的独特之处,其《缱绻与决绝》将新时期乡村小说对恋土情结的文化思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艺术层面”6。赵德发在小说中告诉我们,天牛村的农民不仅有对土地的物质依托,还有土地给予的精神寄托和生命体悟。天牛村宁家的发迹不在于对周边底层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在迷信上来说,更多的因素是宁家用女人偷来的。宁学祥对土地是痴迷的。亲生女儿绣绣被绑匪抢去,要求拿钱去换取,可是宁学祥也不愿意拿土地去换取亲生女儿。在土改运动到来时,宁学祥也不情愿交出土地。但是在强大的权力压迫下,宁学祥不仅被强迫交出土地,还被群众活活打死。宁学祥对土地的渴望,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

三多重身份的突显:背离土地后的生存策略

对土地的依赖性,孕育了农民的文化心理,同时,又规约了农民生存的多样性、丰富性。近些年来,乡村底层民众的社会观念和生活习性在现代文明的烛照下发生微妙的变化,他们逃出土地,到城市求生,成为二十多年来广大乡村农民的一条出路。普遍地认为“赋予土地一种情感的和神秘的价值是全世界的农民所持有的态度”8,但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广大乡村土地持有者从对土地的持守到对土地的遗弃,背离土地,涌进城镇。新一轮土地政策悄然地在农村发生变化。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变化,让乡村文化染上了现代文明的气息。乡村新一代农民心性的变化,破坏了充满乡村艺术美感的淳朴的并散发泥土气息的乡村精神。贺享雍长篇小说《土地之痒》描写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贺家湾是中国当代农村变革的一个缩影,经历了对土地从衣食之源的“命根子”到“鸡肋”,再到意欲割掉又不那么容易割掉的“尾巴”的三个历程,折射出农民在各个时段对土地的态度变迁。这部小说彰显的文学意义在于,它摒弃了以往土地改革时期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与坚守的情感模式,而仅仅围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土地变迁的历史和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民的生存状态进行叙述,重在揣摩农民在大规模城镇化建设语境下,广大农民离开家乡、离开土地后的生存策略和心灵世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刻度。对天牛庙村来说,这里已经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非农业长廊”基本有了雏形,“沂东第一橡胶厂”建成投产,鲁南拆车总厂规模渐大,周边店铺林立,红灯闪耀。这与坚守土地信念的封大脚老汉无疑会产生冲突,但是近百岁的他难以阻碍历史的潮流,新一轮悲欢继续在天牛庙村演绎。大批天牛庙农民选择离开土地,在城市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对于天牛庙人们来说,城市并非他们的天堂。他们不仅在城市遇到挫折,甚至身无分文返回乡村,而且他们的老婆留守乡村被手持权力的封合作玩弄。精神焦虑和心灵的孤独进一步侵袭着人们,尽管他们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但是人生的不幸正在朝他们走近。封大脚以及孙子封运垒是对抗者和阻拦者。当封运垒为了土地而被关进监狱,但并没有放弃土地的持有权。当他看到“天牛经济开发区”闲置的五百多亩土地时,毅然不顾身边权力者的反对,牵着牛扛着犁耕种土地。而这时,当地领导也抓住时机,打造“天牛文化节”,重点在“铁牛”和“土地庙”下功夫,建立“铁牛”陈列室,把对土地的耕作、持守转移到土地文化的记忆,土地正成为抽象的文化符号占据着他们的心灵。牛与地,正是农民生活的全部象征,对牛和土地的崇拜,正表现出当代社会农民的精神寄托。同时,土地也正隐含着另一种悲剧的到来,作家以叙述者的口吻在小说最后作出了有力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