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企业并购；文化整合模式；文化整合应用
一、引言
陶斯·佩林咨询公司(Towers Perrin)专门研究了过往10年间180多个成功的企业并购案例，得出的结论是，成功的文化整合是并购得以成功的一大重要因素。[1]根据KPMG公司(2002)的一份全球性研究报告，指出了增加成功可能性的6项并购前活动，其中解决文化题目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2]对文化整合的关注已经被证实为并购成败与否的“分水岭”，假如忽略这一点，那么对于并购的迫切可能会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冲动。[3]而选择什么类型的文化整合模式，是企业并购后进行文化整合首先要面对的题目，由于不同类型的文化整合模式，意味着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决定了企业并购整合后不同的控制范围和经营模式，进而决定了并购成功的可能性。
二、跨国并购文化整合模式研究回顾
Berry(1982，1984)是较早提出企业并购文化整合模式的学者，他以为购并双方共有四种文化整合模式，即文化融合(Cultural integration)、文化同化(Cultural assimilation)、文化分离(Cultural separation)、文化消亡(Cultural deculturation)[4][5]。Cartwright和Cooper(1994)根据并购的动机、目标和权力的运动，提出企业并购三种可能的合作关系类型[6]。后来，又有很多学者基于他们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提出了多种企业并购的文化整合模式类型。
总结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一方面，这些不同类型的整合模式是根据并购双方文化交叠的标准划分的。另一方面，众多学者提出的整合模式类型在内容和形式上并没有超出以Berry(1980)提出的融合(integration)、吸纳(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和消亡(deculturation)四种文化整合模式，基本上是在Berry(1980)提出的四种模式基础上对其略作适当改进而形成的。
三、对以往研究成果的评述
应该说，以往的文献为我们对文化整合模式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分析了不同文化整合模式的影响因素，对于指导企业的文化整合实践也具有一定的鉴戒意义，但也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以往对文化整合模式的研究大都是在Berry(1984)提出的文化适应模式基础上展开的。但Berry(1984)的研究是从文化“被侵犯(Invaded)”一方的角度出发，来探讨被进侵方成员的文化选择倾向，其条件假设是群体成员有文化选择的自由，这适用于一般的社会群体，而对于企业组织则不一定适用，由于企业可以解雇员工，而在社会群体之间，占据文化支配地位的一方不可以“解雇”其他群体成员。在企业并购中，即使是弱势并购，并购方也拥有与其所有权相当的终极控制权，即终极作出整合决策的是并购方，对这一条件的忽视，导致了后来的学者在采取“拿来主义”时产生了语义上的混淆以及理论与现实的脱节。[7]
其次，以往的文化整合模式如分离式、融合式、同化式等忽视了文化整合过程中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例如，对于分离模式的研究，过于夸大并购双方在文化上的分离、独立。由于企业并购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的获得并购后的协同效应，随着企业实践的发展，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该在适当的时机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并购双方文化的渐进性融合，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分离状态。同样，同化模式也是在夸大以并购方的企业文化为标准，如何对目标企业进行改造，而忽视了对目标企业文化优秀成分的吸收。因此，传统的文化整合模式在实践应用上显得过于单一和极端，缺少对跨国并购中文化整合的动态性和连续性的描述，从理论上来说，传统的文化整合模式已经不足以指导企业并购的文化整合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