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日新日化。反省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化状况，我们常常感到，其中“求实”的精神与“创新”的
意识似显过强。此源于文化阐释中“自我中心”的功利态度和所谓“客观研究”的认知性立场，
它伴随以强烈的反传统意识，导致了一种历史意识的缺乏和文化上的断裂性。中国现代以来文化
发展中人文资源积累和建设性的不足，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中国文化本有很强的历史意识，有一个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传统。通过经典的阐释以表达思
想，温故知新，乃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式。这个经典解释传统，实本自于孔子。孔
子于华夏文化，有一种极强的生命担当意识；而其对此文化之开新，却取一“述而不作”或以述
为作之态度。观孔子此“述作”之意，其核心即一强调文化生命历史连续性的文化阐释原则。此
一文化阐释原则，就现代中国文化意识的现状言，似有其很特殊的现实意义。
《论语·述而篇》记孔子的话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谓“传
旧”，“作”谓“创始”。关于这“述”“作”之内容，旧注大致从两个角度来说，一说指礼
乐的创制；一说指六艺之事。这只是从表面上看，若从孔子整个思想来看，我以为这“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八字，实表现了孔子的一种文化关怀，其视野在整个文化，包括上述二说之内容
但不局限于此。同时，“述作”这一角度，又体现着一种文化阐释的意义。西方一些人文学者用
“连续性”和“突破性”两个概念来表征中西方在文明起源上的不同特征，这个“连续性”与
“生命存在的整体性”的观念相关。可以说，“生命整体的连续性”，既表现了孔子强调文化
之历史继承性的文化意识，同时亦表达了他对文化阐释的一种原则性要求。
孔子此语，包涵两个方面的内容：述作与好古。我们先来谈“述而不作”。
孔子的时代，周室衰微，礼乐诗书废缺。孔子为振起华夏文明，上下搜讨，对三代历史文化
典籍进行过一番整理删修的工作。其于文献上的表现，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六经”。孔子以
六艺教人。六艺即六经。孔子于《诗》、《书》、《礼》、《乐》所做的是搜讨、编辑、整理、
删修的工作，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孔子之“论次《诗》、《书》，修起《礼》、《乐》”。【5】
这是“述”，不是“作”。
《易》与《春秋》，在孔子所传六经中地位有所不同。《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
《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弟子三千，
“身通六艺者”仅七十有二人，说明《易》与《春秋》在孔门为高深一等的教典。孔子特别注重
《易》和《春秋》，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6】又
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7】可知孔子对二书用力之勤，寄托之深。孔子晚年
尤其重视《周易》，对之作了深入的研究。《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
《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帛书《易传·要
篇》：“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都说明了这一点。
后人讲孔子于《易》和《春秋》是“作”。不过，这个“作”，不同于今人所谓的著作之
“作”。《春秋》本为鲁史，孔子因之以表达其政治伦理思想。《孟子·离娄下》：“晋之
《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
则丘窃取之矣。’”《史记·孔子世家》：“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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