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够更好地呈现和分析我们所从事的“中外哲学史研究”何以会与“哲学研究”相脱节，我们想变换一个角度来讨论和阐发哲学史的研究方式问题。那么，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在哪呢?
建构真正无愧于时代的当代中国哲学，无疑是中国哲学界致力于实现的首要目标。而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话题之所以既如鱼刺鲠喉却又挥之不去的直接根源，当然在于中国哲学界思想创造力的匮乏。那么，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根源何在呢?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和思考，无疑是中国哲学界恢复和激发思想的创造力，并从而能够参与当代世界哲学建构的前提之一。近期国内哲学界围绕“哲学史与哲学”、“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区别及联系所展开的讨论，在我们看来，实际上触及的正是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之学理根源的问题。但是，在已有的检讨和论述中，却相当程度上存在着对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之学理根源的误判，与此相联系，其中关于中国哲学界恢复和焕发思想创造力之学理路径的设想和探讨，既未抓住问题的症结，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误导。
一
让我们从已有的相关讨论的回顾入手来展开分析。据笔者所见，崔平先生发表于《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的《哲学史研究是本真的哲学研究吗?》一文，是国内学术界以较为明确的形式探究这一问题的第一篇文献。在文章中，崔平先生极力强调和论证了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本体差异”，并且指出，哲学史研究不会必然地通向哲学研究，也不会逻辑地产生某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的成果。在崔平先生看来，掩盖和模糊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本体差异，错把哲学史研究当成哲学研究，并从而忘却了真正意义的哲学研究，正是国内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之所在。
在陈波先生的《面向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一文中，对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的探究，是从对中国哲学界研究的基本状况的概观和现象描述入手的。①诚如陈波先生所言，“放眼望去，国内哲学界几乎是清一色的‘历史’研究：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原来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也正在努力把马克思哲学学问化，把重点转向了文本研究、源流考辨、义理澄清等等。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也在做另一种形式的‘历史’研究，只不过是‘当代史’：把主要精力投放到翻译、介绍、转述、诠释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的学说和著作上;各位学者争先恐后地介绍、引进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和学说，对其做诠释和评介。这一现象在中国哲学界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但仔细思考却非常令人惊讶：几乎整个中国哲学界都在做哲学‘史’，没有几个人在真正地做‘哲学’;几乎所有人都在研究他人的哲学，没有几个人在做原创性研究，发展自己的哲学;几乎所有人都面向哲学的过去，没有几个人‘活’在哲学的现在和当下，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 陈波：《面向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晋阳学刊》2010年第4期。
陈波先生所呈现的这幅图景，恐怕是很难从根本上加以反驳的。就中国哲学界实际状况的事实判断而言，在相当程度上，这幅图景是客观的。换句话说，中国哲学界大多都在从事“哲学史研究”，而没有几个人在进行真正原创性的“哲学研究”。而如果这幅图景是较为切近中国哲学界的实际状况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自然要追问的无疑就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学理根源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陈波先生给出的答案是：中国哲学界受“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说法的影响太深。而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说法，那么自然就会把“哲学”混同于“哲学史”，把“哲学史研究”错当成“哲学研究”，并从而忘却了“真正原创性的哲学研究”。
在陈波先生论文的直接冲击和影响之下，贾玉树先生发表了《走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误区》一文， 贾玉树：《走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误区》，《晋阳学刊》2010年第6期。该文在高度认同陈波先生观点的前提下，进一步地探究了国内哲学界之所以会接受和赞同“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说法的文化传统方面的根源。
回顾和总结以上三位学者的探讨和论说，我们可以说，在他们看来，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表现就是：“哲学史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而基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学理根源就是，中国哲学界深受“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说法的影响和毒害，或者如贾玉树先生所言，“哲学就是哲学史”成了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教条。而默认和接受这一教条的思想后果自然就是，把“哲学”混同于“哲学史”，把“哲学史研究”错当成了“哲学研究”，从而遗忘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与此相对应，为了使中国哲学界转向久被遮蔽和忘却的真正的“哲学研究”，并从而参与当代世界哲学的建构，我们就必须批判和解构“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教条，并重新辨析和确认“哲学与哲学史”、“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之间的根本差异，在此基础上，使更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真正意义的“哲学研究”上来。
“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说法源自黑格尔，或者如崔平和贾玉树两先生所言，这一说法根源于对黑格尔相关思想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因为诚如两位先生所言，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论”之中的相关论述，可以直接得出的说法乃是“哲学史就是哲学”，而不是“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说法。当然，从“哲学史就是哲学”这一命题并不能逻辑地推导出“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命题;换言之，后一命题并非前一命题的直接逻辑推论。而由于“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教条与黑格尔之间的渊源关系，在由以上所述的讨论所激发的相对而言较为中立的拓展性学术探讨中，学者们也附带地介入了对黑格尔的相关思想的辨析和讨论，以及对“哲学与哲学史”、“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之间的差异和联系的多角度探究。 参见江怡：《如何理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哲学分析》第1卷第1期，2010年;孙正聿：《“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涵 义与意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1期。同时，对黑格尔相关思想的学术探讨，在此之前就并不少见。比如，邓安庆发表于《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的论文《哲学的历史性与时代性——重新思考“哲学史就是哲学”这一命题的意义》，就是对黑格尔的相关思想论断的中立性学术探究之一。不过，这些较为中立的相关学术讨论，相对而言，偏离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之学理根源”这一问题。
前面所论及的三位学者，给“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之学理根源”这一问题所提供的答案，是否令人信服呢?是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误判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究。当然，为了揭示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我们就必须先行地考察和确认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外在表现，即其现象或表象。就此而言，我们以为，前面论及的陈波先生所提供的现象概观或图景描述，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
首先，除了“沉迷”于“哲学史研究”，中国哲学界是否存在对“哲学研究”的充分关注呢?我们以为，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甚至可以说，“五四”以来的中国哲学界，从来都不缺乏对“哲学研究”的关注，也不缺乏对“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之间的差异和区别的自觉意识。虽然在进入21世纪的晚近这十来年时间里，“沉迷”于“哲学史研究”的现象有所强化，但对原创性的哲学研究和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关注和讨论，从来都没有中断过，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而不是太少的)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思考和论说。而如果这一事实判断是符合中国哲学界的实际状况的，那么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表现就不是研究“哲学史”的人太多，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太少了。退一步讲，即便中国哲学界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很少，这也无碍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一个时代，比如30年或60年，出几个哲学家才够数呢?如果我们出了十个或八个哲学家，那么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话题恐怕都不会被人们所想起。而如果中国哲学界有那么几十个人甚或上百人在从事“哲学研究”，那么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根源就绝不在于进行“哲学研究”的人太少了。更何况中国哲学界具有哲学研究的意识、愿望和冲动的人又何止以百计啊!所以，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表现，并非是从事“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的人数的多少问题，中国哲学界既有充足的人力“沉迷”于“哲学史研究”，也不缺乏热衷于“哲学研究”的学者。
其次，认为中国哲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在做“哲学史研究”而不是“哲学研究”的学理根源，在于中国哲学界深受“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说法的影响和毒害，并从而搞不清楚“哲学与哲学史”、“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之间的根本差异，把“哲学史”错当成了“哲学”，而把“哲学史研究”错当成了“哲学研究”，这一说法几近荒唐。说哲学与哲学史、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之间存在差异，这几乎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一句废话。而强调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之间的所谓“本体差异”，以及过分地凸现哲学研究相对于哲学史研究的独立性，则明显地具有误导作用。
二
既然关于“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之学理根源”的以上论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那么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就是顺理成章而又非常必要的。我们知道，中国哲学界既不缺乏“哲学史研究”，也不缺乏“哲学研究”，更不缺乏致力于原创性的哲学理论建构的意识和愿望。与此相一致，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也绝不在于，中国哲学界的大多数学者对于“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差异缺乏自觉的意识。
在我们看来，“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外在表现就是，我们所从事的“哲学史研究”，与我们所从事的“哲学研究”之间是相互脱节的。换句话说，从表象的层面来看，不难发现，“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乃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中国哲学界的一种理论现象。而与此相一致，中国哲学界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也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态：一方面，是与“哲学研究”相脱节的“哲学史研究”;另一方面，则是与“哲学史研究”相脱节的“哲学研究”。当然，与“哲学研究”相脱节的“哲学史研究”，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就成为了一种具有“史学”性质的观念史研究，而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哲学史研究”的“哲学特性”;而与“哲学史研究”相脱节的“哲学研究”，或者说，不以“哲学史研究”为基础的“哲学研究”，则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悬空的主观臆想。这样的“哲学研究”当然谈不上什么思想的原创性，它更多表现出的则是思想的任性，以及漠视中西哲学传统的自我中心的傲慢。而如果以上的分析大致可以成立的话，即就是说，如果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主要表现就在于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那么进一步地追究和思考这一较为普遍的理论现象得以产生的学理根源，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任务。
我们知道，在国内通行的学科分类以及相应的二级学科划分的框架中，作为一级学科的“哲学”涵盖了八个二级学科。与此相一致，研究生阶段的哲学教学和人才培养也相应地划分为八个专业。这八个哲学的二级学科和哲学类的八个研究生专业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和逻辑学。这种通行的哲学二级学科和哲学类研究生专业的划分模式，对哲学界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及其研究方式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对哲学类专业研究生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无疑也具有规范和导向性的作用。在较为间接的意义上，这种通行的 划分模式对于哲学类专业本科生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在我们看来，这种通行的划分模式及其所具有的内在缺陷，恐怕是促成“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相互脱节的主要学理根源之一。何以如此呢?让我们从这种划分模式的内在依据及其缺陷的透视入手，来展开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