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道德自我｜道德情境｜道德判断｜行为选择
杜威的伦理学是他的哲学的最有创见、最具活力的部分之一。从1871年到1953年他对伦理问题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写了一些论著来阐述一般的道德问题、源于特殊生活经验的特殊道德问题以及道德问题与其他问题的相关性。但杜威并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学体系（比如，像康德和罗尔斯那样的体系）。他曾自诩在哲学上进行了另一次“哥白尼革命”，而伦理学是实现这场革命的关键，因为他的伦理学不仅抛弃了传统的二元论的假设，而且真正把道德作为一种生活经验来对待。1922年的《人性与行为》、1930年的《道德中的三种因素》以及1932年的《伦理学》都体现了他的成熟的伦理思想。下面，我将主要根据这三部论著对他的伦理思想做一些分析。
一、道德自我与选择
杜威不愿用“主体”与“客体”这类二元对立的方式去思考伦理问题。他把道德作为一种经验，而经验始终离不开活生生的情境。因此，杜威比许多其他伦理学家更关注情境对于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的重要性。也正因为这一点，他在许多方面开辟了当代情境伦理学的先河。
杜威在考察道德情境时发现，我们无法回避自我与情境的相互影响。自我对行为目标的选择以及这种选择的后果均与情境相关。在不少情况下，人的行为选择常常能产生一种新情境。从这种意义上说，情境也可以是选择的某种结果。在人类的生活中，只要我们面对不同的可能性，我们就需要选择，即使我们面对那些可能性不做选择，我们也是在做出选择。所以，杜威总是把选择作为自我的最典型特征。正如在“杜威的伦理学：作为经验的道德”一文中所说，在杜威的“伦理学中，道德自我是在道德上重构令人困惑的情境的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当某个特殊情境中发生交易时，这个自我既影响发生的事情又受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这一点在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性质与我们给情境所赋予的特征的性质之间确立了一种重要的有机的关系。
由于道德自我与情境的这种互动关系，道德自我常常受到各种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制约。因满足急切的单一目的并因此宰制这种满足时，自我应该明智和审慎，在承认自己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提出的那些要求时，自我要忠实可靠；在赞扬和指责时应慎用认可或不认可。此外。道德自我要积极地发现新的价值观念，并修改旧的观念。在对待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理论时，杜威一直主张采取继承与变革并重的态度，那些极端的道德理论虽然荒谬，但对促进价值观的变革可能有促进作用。最关键的事情是有效地运用其积极的方面。本着这种精神，杜威在考察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美德伦理学以及各式各样的功利主义理论时总是采取建设性的批评态度。这种态度使他一方面看到了上述道德理论的局限，另一方面不断从中汲起智慧与灵感。
按杜威的分析，康德的伦理学确立了道德自我的至高无尚性，原则先行体现了它的基本旨趣。在社会实践中，这种理论虽然无法彻底贯彻，但塑造了一种尊重理性的传统，这种传统为道德知识发挥积极作用留下了空间。在康德那里，自我即是最高的独一无二的道德目的。除行为后果之外，善良意志乃是唯一的道德之善。美德伦理学与康德的义务伦理学不乏相通之处，比如，它将道德的善与美德统一起来，这样，做一个好人的最终目的就是保持自己的美德。如果将自我作为唯一的目的，那么，行为及其后果自然要被作为单纯的手段，作为保持善良自我的外在工具。早期功利主义者们就持这种立场，因为他们把某种结果，即快乐作为唯一的目的，自我则成了实现快乐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