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广泛的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对哲学、哲学家、哲学的意义有着独特的理解。就赫勒的历史哲学而言，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视为一个乌托邦主义的历史想象。
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尽管消解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是其主要任务之一，但是，在赫勒思想深处，始终怀着对哲学思考的执着追求与捍卫，始终对哲学怀着无限的虔诚，在使用哲学这一称谓时也非常谨慎，她不把自己关于历史的思考叫做历史哲学，而坚持叫历史理论 ；她坚持把自己关于现代性的思考叫做现代性理论，而不是叫做现代性哲学。在赫勒看来，尽管许多理论在外表上是哲学式的，但是，在现今形而上学解体之时，能够成为哲学的理论太少了。赫勒既关心现代社会的一些共同问题，但又特别关注一些与经验社会有关的特殊问题。对历史性的哲学思考和现代性的历史反思与历史重构，具有浓厚的后现代价值多元论和文化相对论色彩，赫勒甚至宣称后现代本身就是相对论的整合。
综观赫勒历史哲学，一个亲身经历宏大历史叙事死亡的哲学家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从《历史理论》（1982）、《碎片中的历史哲学》（1993）到《现代性理论》（1999）的过程，也就是从宏大叙事之延续到宏大叙事瓦解的过程，也就是从构建一种乌托邦历史理论的坚定信念，到被历史偶然性所困扰而沉迷于碎片化，到展开对现代性的历史反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赫勒始终没有放弃乌托邦主义的信念，只不过情随境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思想大背景中，乌托邦历史哲学的表达方式和论述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赫勒逐渐从乌托邦主义者——也是无意识的后现代主义者，走向自觉的后现代主义者，最后在现代性的历史反思与重建中彻底成为后现代的多元论者和相对主义者。在赫勒后现代历史哲学发展的过程中，贯穿着一个主题，并且给予我们深刻而强烈的震撼，那就是始终的乌托邦主义追求。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乌托邦”的概念进行简要考察。在各种各样的文献中，“乌托邦”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但是，人们在使用这一词汇时，含义并非一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第一次使用乌托邦这个词汇，在他 1516 年发表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一书中，托马斯·莫尔将希腊文的没有（ou）和地方（topos）组合为一个词 utopia，汉译为“乌托邦”，意为“乌有之乡”。在《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一书中，莫尔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构想，即乌托邦理想社会。在托马斯·莫尔的理想社会里，没有私有制，每个人都应该劳动，产品归全社会所有，公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后来，在各种社会批判理论中，乌托邦广泛出现在对未来社会的设计中。但是，频繁出现的乌托邦也出现了种种不同的含义。大致说来，第一种是代表与现存社会对立的完美的政治制度或理想社会。第二种含义是表示可望不可及的理想，是空想的同义语，如，恩格斯在考察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时，就曾经将乌托邦当作空想来批判。第三种含义是将“乌托邦”视为一种精神来理解，这种理解并不把注意力集中到“乌托邦”的具体形式结构、历史内涵、细微设计等之上，而是把它视为一种精神象征、一种文化符号，认为“乌托邦”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其意义决不限于那些具体细节与形式设计，真正重要的是贯穿于其中的乌托邦精神，具体设计不过是这种精神的外在载体，而乌托邦精神已经远远超出了外在形式而具有了人学和价值学的意蕴。这才是乌托邦的灵魂，也是它的根本，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德国哲学家布洛赫在《乌托邦精神》中的论述也把“乌托邦”视为一种超越现实的未来的社会理想图景，或看成人的超越现存的创造潜能。本文中乌托邦一词使用的含义并不是唯一的，在赫勒关于历史理论的乌托邦设计的讨论中，乌托邦代表赫勒超越现存的理念，赫勒本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在对赫勒历史哲学进行总结的时候，一方面，乌托邦是指一种赫勒历史哲学中始终可以感受到的超越现存向往美好的理念、理想和信念 ；另一方面，就赫勒历史哲学的整体建构而言，确实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论构架，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是对赫勒历史哲学总体上的概括用语，指其可望不可及的空想性质。
在赫勒的第一部历史哲学著作《历史理论》中，赫勒完全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一方面提出了历史理论的乌托邦设计，另一方面，指出历史理论的乌托邦设计只是一个理念，只是提出一个目标，而不追求乌托邦的实现。在《碎片中的历史哲学》中，赫勒的历史哲学思考建立在偶然性理论之上，这种自由把人们连根拔起，推向了虚无的境地，这决定了赫勒历史哲学的乌托邦色彩。在这个时期，我们没能发现赫勒像在《历史理论》中那样阐发的乌托邦理念，但是，我们明确感受到她仍然没有放弃形而上学的努力，而是努力建立一种应对碎片化时代的历史哲学，而且，我们在赫勒关于“理性的终结”的论述中，再次发现了乌托邦主义的理念。可以说，这个时期的赫勒，无论是偶然性理论的乌托邦式建构，还是最终的道德乌托邦理想，都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赫勒历史哲学究其根本是乌托邦主义的，而且这种乌托邦主义历史哲学的视阈是狭隘的。这种历史乌托邦也许算不上什么精致复杂的体系，但却让我们感受到碎片化、多元化的后现代并不是没有信念。透过“理性的终结”、“艺术的终结”、“形而上学的终结”，赫勒告诉我们的正是对人类存在意义之形而上学的不懈追求，是不可抗拒的乌托邦主义需求。“对绝对的探求和思考绝对的方式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它也不能从人的心灵中根除。这就是康德所说的无法遏制的对形而上学的需求。”后现代拒斥绝对真理，却并不拒绝对存在意义的绝对思考。
在历史理论的乌托邦设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对赫勒的影响。在《历史理论》中，赫勒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她认为，任何企图以卢克霍姆、尼采、索列尔等人取代马克思的做法将一无所获。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不能简单化，因为作为学者，更应当具有责任的意识。赫勒赞同哈贝马斯的态度，“满怀着对所有伟大理论所应该获得的敬意，对马克思及其著作进行历史地反思，而且选择所有那些与我们相关的理论上的建议，对其它的有所保留，既不憎恨也不是愚忠，而是理解——这种态度是我们的典范，同时必将充满生命力。”最令赫勒敬佩的是马克思对历史进行不断实验的决心和精神，马克思终其一生对自己的历史哲学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实验。赫勒认为这是马克思最伟大之处。
在《历史理论——赫勒和柯林武德》一文中，彼得·贝尔赫兹认为，赫勒作为后来者站上了柯林武德的肩膀，这种提升使她看到了柯林武德所看不到的——乌托邦的需要。彼得·贝尔赫兹认为，赫勒的乌托邦是激进民主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不是 19 世纪愚蠢的乐观主义，也不是她在书中讲的 20 世纪自我怜悯的悲观主义。在那个领域，事情还有待于去做。人类的激进主义可以归为政治的现实主义。赫勒宣称“乌托邦精神是所有真正哲学的精神，每一种哲学都是乌托邦式的”，“每一种（真正的）哲学都承担着‘发现’的职责。哲学必须对人应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和如何生活这样的问题提供一元的答案。”赫勒告诉人们，“只有对哲学的完全接纳才能满足对哲学的真正需求，对存在思想的需求”，赫勒的态度是经典而坚定的，对哲学的彻底接纳本身就是一种生活，个体选择的理性乌托邦改变着人们的思考、行动、生活的方式。就赫勒把哲学本身看作乌托邦式思考而言，哲学意味着在反思中超越现存世界，这样的哲学不仅是思考，更是行动和生活。坚定的乌托邦信念体现在赫勒历史哲学中 “：乌托邦迟早会变成实在的社会意识，它会涌入纷繁的运动的意识中，而且会成为运动的一种重要驱动力 ；到那时，乌托邦将会从理论、道德思想领域蔓延到实践领域，然后逐渐开始主宰人类活动。”然而，理查德·伯恩斯坦认为，“这仍是支持激进乌托邦的每位左派学者的基本信念，如果这个希望仍是有生命力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只满足于激进哲学不得不变成实践的论断，我们必须具体理解，在目前状况下这意味着什么。”尽管赫勒强烈地支持激进哲学的理性乌托邦，但我们并不认为她已向我们展示出它如何能，并如何会变成一种“物质的”驱动力，且这驱动力开始主宰人类活动，这种乌托邦似乎缺乏现实的可操作空间。
理查德·伯恩斯坦对赫勒乌托邦思想的分析是恰当的。赫勒整个历史哲学并没有告诉我们必须做什么和具体如何做。在赫勒的激进乌托邦思想中，“存在着一个她并没有解决的难题，自马克思以来，有关激进乌托邦就一直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极端 ：一种极端思想是，激进乌托邦必然会诞生于现存社会动态的孕育之中 ；另一极端思想则是，乌托邦要求与这些社会动态彻底决裂或产生于它们的完全崩溃。在这个问题上，赫勒寻求一种中间态度——既不必联系也不完全决裂”。但是，理查德·伯恩斯坦的批评指出，赫勒并没有用具体经验细节向我们展示，激进乌托邦实现的真正可能性现在如何存在着，又如何能动员起这些可能性。否则，我们的乌托邦观念只会变成一种可能，或只能变成无用的思想的危险。事实上，赫勒并没有向我们展示出，在当代世界，激进哲学如何变成践行自己学说所要求的那种实践。
乌托邦的信念和道德乌托邦的诉求，在赫勒历史哲学中处处可见。在理性和道德的乌托邦建构中，自由、作者、善与传统哲学的其他的角色相联系，坚信“好人是‘完美的乌托邦’。离开了这个好人，生活简直就不值得一过了。就此而言，从创世纪的文本和苏格拉底的那个精灵的声音之后，至今还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赫勒却从来没有向我们揭示如何实现这个‘完美的乌托邦’——好人。赫勒指出，所有接受乌托邦历史理论的人无权去在“真实”和“不真实”的需要之间，“真实”与“想象”的需要以及类似需要之间进行区分。所有那些能够被感觉到的“需求”都是真的需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现时代如何能够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要？我们又怎么可能不对具体需求进行区分？这种历史哲学的乌托邦（空想）性质在赫勒整个后现代历史意识、历史想象的层面上，表现为一种虚幻的历史意识。
由于对“现在”的过分强调，历史成为短视的、狭隘的、束缚我们手脚的东西。赫勒在现代性的历史反思与历史重构中，走上了激进诠释的道路，这种历史诠释完全陷于主观性、随意性和短暂性中。这已经远离了加达默尔等人所创立的哲学解释学的初衷，在加达默尔那里，历史决不只是局限于现在，而是面向未来的，“我们的文化和当前生活由之产生的过去的巨大视域，无疑影响着我们对未来的一切向往、希望和畏惧。历史只是根据我们的未来才对我们存在”。这是面向未来的无限开放的广阔历史视野。
强调现在的初衷是反对历史决定论，这种倾向在后现代历史思想中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针对新时代的历史叙事，马丁·阿尔布劳努力以全球化的新架构取代普遍性的观念，并认为全球化的新架构，“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历史决定论式的谬误推论，即避免把现在（present）看作过去的顶峰、认为现在总是从过去（past）生长起来的。与历史决定论的看法相反，我们需要以一种我们只能隐隐约约有所理解的共同经验为基础，把每一个前后相继的‘现在’看作在与人类只能部分地对其加以创造的那个世界的一次邂逅中造成的一种前程未卜的后果”。从这里可以看出，赫勒和马丁·阿尔布劳对历史的理解都建立在经验基础上，而且历史的每一进程都成为一个“偶然”，一次“邂逅”。我们能够想象在“偶然”与“邂逅”中把握历史吗？乔伊斯·阿普尔比在评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的危机时指出，“每隔一段时期就锻炼一下理论思辨，有其无可否认的功用，可以使人们从新的角度批评有关艺术、历史、科学的那些不自觉的假设。但是，后现代主义口口声声表示根本无意为未来提出什么可循的模式，也就不可能给未来帮什么忙了。从最终的结论看，根本不可能有后现代的历史学存在。”研究历史学却最终将历史学埋葬，这大概是后现代历史哲学的不可逆转的归宿。
这样，赫勒关于整个历史哲学的前景蒙上了一层乌托邦的阴影，生活的意义不是在理解过去、把握现在、走向未来中生成，生活好像就是一场。这是一副走向空想和虚无的乌托邦景象 ：所有理解并把握历史的梦想“可能仍然是在未来，但是我们对于未来没有任何知识。此刻，我们仍在挖掘过去。我们挖掘深处，我们收集痕迹，我们存储过去的废墟以复兴过去的世界。我们的工作是维护和保存。这个工作为别人的好处而被做，因为他们是我们使之不朽的人们，而不是我们。然而，这个工作也是为我们的利益而被做，因为它就好像输血 ；我们，一个自由时代的自由人们，通过输送逝者的血液到我们患贫血症的血管中去，以给予我们生活以意义。这儿没有确信。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被预知。游戏是开放的”。在赫勒的历史理解中，人生就是一场，赌场的总管希望人们现在就开赌 ：所以，有人投下赌，有人犹豫不决，然而无人能够逃脱。
在赫勒整个历史哲学中，由于强调历史就是激进诠释，历史想象使过去成为诠释者的狩猎场，人类历史的确定意义与界限消失 ；由于过分强调差异，“没有任何主要的挂毯是从差异的镶嵌那里被织成”，任何历史共识都成为不可能 ；由于强调人是偶然的存在，“人类的自由表现为无”，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所有的区别不复存在 ；由于强调“只有那些启发你的才是真理”的准则，真理多元性的大门敞开 ；由于强调历史的绝对精神不可把握，我们成为历史性牢狱中的囚犯 ；由于强调团体精神不可逾越，我们所有的哲学思考成为西西弗斯的劳动……所有这些方面，向我们展示了赫勒后现代历史哲学在总体上的乌托邦性质。这种乌托邦性质所指的正是赫勒后现代历史哲学空想性的一面。不过，在赫勒嘲讽辛辣的后现代话语的字里行间，仍然能够时时感受到一个哲学学者对哲学的虔诚、对存在意义的追寻、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乌托邦精神与追求。
或许，对待赫勒的后现代历史哲学，我们的最好态度应是 “：我们必须理解，而不是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