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水浒传》复杂而矛盾的接受史源自于该书丰富的文化内涵，大体而言，儒文化和侠文化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主干。基于理性精神的儒家文化和基于感性冲动的侠客文化，既矛盾又统一地存在于宋江等主要人物身上，使个体的心理结构呈现为一种血性与理性相互交织的秩序。这是《水浒传》中儒、侠文化的基本表现形态。
【关键词】儒文化 侠文化 理性血性 心理结构 水浒传
一 宋江儒文化的心理内容
在中国的几部古典小说名著中，《水浒传》或许是最惹争议的文本之一，自其诞生之日始便聚讼纷纭，至今未有止歇。仅就该书主旨命意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宋江形象的研究来看，已经林林总总，异说不下十数种，有些分歧还相当大。大致而言，明清两代或主“忠义”说，认为宋江是“忠义之烈”;或主“诲盗”说，认为宋江是欲取赵宋而代之的“奸雄”，前者以李贽为代表，后者以金圣叹为代表，两者存在较严重的对立。建国以后，虽然受到政治功利、庸俗社会学等不良学风的影响，《水浒传》研究一度沦为政治斗争的传声筒，但总体成就上是大为进步了，各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为大家所采用，真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经过驳难和讨论，学界大致认为“农民起义”说、“忠奸斗争”说和“市民”说立论较合理，而且互相之间存在互补的空间。
应该说，《水浒传》是一部相当复杂矛盾的书，在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如宋江形象、梁山起义的性质上，任何阅读者都能分明地感受到这些矛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发现它，而是如何解释它，本文只从主要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的角度，来探讨小说存在矛盾的原因。
欲解读《水浒传》一书，必先解读宋江其人，但宋江又是个极为复杂、不易解读的人物。金圣叹感叹：“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第35回回评)。于是，有许之为“忠义之烈”的，有斥其为奸雄假人的，有赞颂其人民性、革命性光辉的，有批判其妥协投降的，分歧之大恐怕为其他古典小说人物所没有。还提出了“两个宋江”的命题[1]。其实，宋江还是一个宋江，只不过其心理结构上有两个价值尺度，它们有时和谐有时悖逆地存在于宋江身上。
价值尺度之一是基于儒文化背景的对于群体秩序的归附和维护。或者说是基于理性精神的儒文化心态。宋江作为中小地主出身的人，本来完全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或许由于文才有限，他只做了衙门里的一名吏员，这与传统知识者报国平天下的志向差距太大，但他并未灰心，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里周贫济病，稳定社会，“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第18回)，因此得到了及时雨的称誉。后来，因为人命官司而流落江湖，他一方面与江湖豪杰交往甚密，一方面又不肯落草，陷自己于不忠不义，这说明他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仍然是维护的，对好汉们做私商生意的行径并不赞同。江州劫法场之后，宋江再也不能在正常体制内生存了，不得已上了梁山。上山后就一再宣称“全借水泊里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打起“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旗号，标榜“仁”、“忠义”、“同著功勋于国”等，都是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具体表现。为招安一事，他甚至不惜使兄弟间的矛盾公开化。招安成功后，他终于名正言顺地为维护国家秩序而鞠躬尽瘁了，于是征辽、平田虎王庆、征方腊，一系列军事行动令一百零八人死伤殆尽，直到最后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赐死，他仍然忠心不悔地表白：“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而且为了不致激起秩序的再度混乱，他还将李逵这团烈火熄灭。纵观宋江的一生行事可见，儒文化是他的心理根基，其孝义之名、其忠心之举、其无辜赐死而无悔的结局，都应从这一心理基础得到解释，以前评说宋江时，总说他搞投降主义，其实是不确的，宋江在本心上并没有颠覆赵宋王朝和封建秩序之意，当然也就无所谓投降的问题。
但是，如果宋江仅仅只有儒文化的心理内容，只有基于理性的精神，他就不可能成为众多英雄豪杰信服的宋公明哥哥。《宋史》等史料里记载宋江“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明显地对封建政体造成了破坏性冲击，虽然在小说中被改写成了为招安而与官军对敌，削弱了阶级对立斗争色彩，增强了政治忠奸斗争意味，但是黄人在《小说小话》里还是别具只眼地指出宋江形象的蓝本是《史记游侠列传》的郭解[2]。陈洪《金圣叹传论》中还具体指出了宋江性格的三个来源：一是“山大王”;二是由《史记游侠列传》中郭解而来的侠义精神;三是儒家人格理想的忠孝思想。宋江心理结构中的另一价值尺度就是快意恩仇，打抱不平的心性，这是基于生命血性的侠文化心态，其表现形态有：
二、侠的帮派性
宋江身为县衙押司，却从小“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第18回)，况且在衙门中办事，多有结识江湖好汉的机会。结识的方法无非一是仗义疏财，尽力资助;二是以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而开脱人罪。书中第18回，有一句写他“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就隐约地透漏了宋江因私情而枉法的消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私放晁盖。当宋江得知晁盖的抢劫案正被官府侦察时，心里寻思的却是：“晁盖是心腹兄弟，他如今犯了弥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一个治安执法系统的公职人员却与抢劫案的首犯结为心腹兄弟，岂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既然明知道劫夺生辰纲犯了弥天大罪，却又冒着偌大干系通风报信，岂不是知法犯法?宋江对其中利害其实深知，所以他才在阎婆惜讹诈时，不惜将其杀死而亡命江湖。从正常的法制观念来看，宋江私放晁盖是首度枉法而错，宋江杀惜是再度犯法而错，两次举动都是只凭个人血性私情而置国家法纪于不顾。这其中体现的其实是游民社会的帮派性，是只讲敌我私恩，不讲是非，彼此认同合作的帮派性，也就是所谓的江湖义气，它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无疑是具有破坏性的。
三、侠的反社会性
例子是宋江浔阳楼上的题诗，那可不是一般的酒后醉语，而是长期被抑后的心迹表露，看他《西江月》中的：“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绝句中的：“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等句，反社会性不是异常分明吗?宋江被解至江州途中，众好汉多次欲劫夺其上山，均为其所阻，似乎颇尊法度，此处却又以“血染浔阳江口”作为一洗冤仇之快意，岂不自相矛盾?金圣叹是不以“忠义”之名许宋江的，他认为宋江就是“不轨于正义”的盗魁侠首。第57回回评指出“私放晁盖，亦谁逼之”，“浔阳题诗，反思报仇，不知谁是其仇”。这种基于帮派性之上的私恩私仇，对正常的社会性是具有破坏性力量的。但宋江又不是彻头彻尾的侠士，其心理基础仍然是儒家的，所以当黄文炳识破其反诗后，他就必欲除之而后快，不惜以异常残酷的手段将其杀死(由李逵操刀执行)。在这里，侠的手段又做了儒的目的的护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