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彩票已经经历了二十来年的发展，成为了体育产业中的支柱产业。但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2004年3月曝出西安宝马假彩票案，青年刘亮喜中宝马，而兑奖时却被诬认为假彩票，无法接受现实以跳楼来抗议。最后经调查，乃知彩票承销商杨永明贿赂西安体彩中心，在销售兑奖过程中造假。此事件引起了全国的轰动，彩票行业也因宝马案等一系列不良案例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一、宝马案前后对体育彩票销售量的变化
从表1可看出，1998年到2002年体育彩票发行量大量攀升，得到了快速发展，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障。这也凸现了彩票的强大生命力。然而2003年，特别是宝马案发生的2004年中彩票行业却走了下坡路。2004年3月的西安宝马案揭开了彩票业看似繁荣的背后潜伏着的巨大的危机，我国的彩票销售量深受负面案件所影响。
中国的彩票发行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冰冻期，彩票公正性受到大众质疑，彩市跌入谷底，彩票业整顿前所未有。彩票在2005年有所回升，但若假彩票案再次成为公众焦点，刚刚复苏的彩票业是否还能承受打击？
二、彩票销售的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适应
1.彩票销售额与GDP增长不同步
由灰色系统理论的灰色关联分析可知，在各种影响因素如GDP总量，人均GDP，人均收入等因素中，GDP总量是影响彩票销售量的主要因素[1]。
由表2可知，正常情况下，彩票销售额应随GDP增长而增长，然而由表1可知2003、2004年销售量下滑，这显然与我国逐年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和生活水平是相矛盾的。
2.销售额与储蓄额不同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储蓄额也年年攀升，不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而彩票作为一个风险性很小的行业，符合中国人传统的保守的思想，因而彩票销售量在我国尚有极大的发展潜力。而销售额的下降与攀升的储蓄额显然不适应，不利于拉动我国内需，不利于我国公益性事业尤其是体育事业的开展。
三、针对体育彩票的不良案例分析暴露出的问题
1.监督管理体制不顺，人事制度管理漏洞明显
政企不分，监管不力，案件不断。作为有明确行政隶属的事业单位的福彩中心和体彩中心发行经营彩票，实际上是进行企业化运作。作为监管部门的财政部，其监管职能由财政部来具体实施，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实际的监管是由两大中心的'上级主管部门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实施，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监管，其隐患不言而喻[2]。监管本身的透明度不够，使公众对彩票的信任度大大降低。
2.发行成本过高、筹资效率过低影响彩票业的健康发展
对比分析我国所发行销售彩票的量与成本情况，不难发现我国彩票发行的人均量还很低、成本过高，发行费用属世界最高的。中国彩票发行的费用正常情况下是占彩票销售收入的20％，而日本彩票发行费、经营成本为10.1％，德国为16.3％，保加利亚为10％。中国有的地方有时发行彩票的成本费用占其彩票销售收入的50％以上，甚至，有的地方有时出现了即开型彩票销售成本超过其销售收入的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彩票募集资金大体是这样分配:50%返奖，30%为社会公益金，5%为票本费、5%为省、市体彩中心管理费，剩下10%用于发行费。作为代理商，“西安宝马案”杨永明所能得到的就是剩下的10%。而这仅从账面而言，10%的发行费背后还要再进行怎样的利益再分配外界不得而知，如果单纯靠这个钱，彩票商是发不了多大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