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在保险合同中，有时保险公司会加入一些特别约定。特别约定的效力如何呢?为此，我们特意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案例，就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案例】
2010 年7 月， 吴某从4S 店购买了一辆某品牌小轿车，并于当日向A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盗抢险等，保险期间自2010 年7 月17 日起至2011 年7 月16 日止。其中，投保的盗抢险保险金额与该车辆的新车购置价相同。此外，在该保险单的特别约定处还载明：“全车盗抢险的保险责任自本保险车辆领取正式号牌之日起开始，至本保险所载保险期限的'终止日24 时终止。”7 月18 日，吴某向机动车辆登记机关领取了临时号牌，有效期至7 月26 日。7月22 日，吴某发现停在其住所地小区内的车辆丢失，后当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车辆被盗时，被保险人机动车仍未领取正式号牌。报案后60 日内，公安机关未找到被盗车辆，吴某遂向A 保险公司索赔。但A 保险公司认为，之所以要求被保险人机动车办理正式号牌，是因为一旦丢失后，能够被找回。而吴某的车辆被盗时未办理正式号牌使车辆不易被找回，故根据保险合同中的特别约定拒绝赔偿。吴某遂将A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吴某与A 保险公司的合同系双方自愿订立，保险合同依法成立。但其中的特别约定其性质属于责任免除条款，根据相关规定，责任免除条款未明确说明的，不产生效力。同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应取得临时通行牌证。本案中，吴某按约定支付了全部保险费，并依法领取了机动车临时号牌，在有效期内。由此认定A 保险公司的拒赔行为违反了《合同法》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判决A保险公司按盗抢险保险金额赔偿吴某全部损失。
【评析】
本案焦点在于合同中的特别约定对吴某是否有约束力。虽然吴某与A 保险公司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强制性规定，保单中的特别约定系保险合同组成部分，在通常情况下特别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保险法规定：“订立保险合同，应当协商一致，遵循公平原则规定各方权利义务。”而本案中，特别约定为A保险公司预先拟定，且未与吴某进行协商而直接打印在保险单上的，应属《合同法》中规定的格式条款。此外，该特别约定压缩了盗抢险实际保险期间，存在免除A 公司责任，加重吴某责任排除其全力的情形，A 保险公司也没能举证证明其曾采取合理方式提醒吴某注意该特别约定。所以法院依据《合同法》认定该特别约定无效，对吴某不具有约束力的判决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