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方汉奇先生在60余年的学术道路中倡导或践履了多种治学思想，论文以方先生的8句话作为分论点，择要论其治学思想，期对读者有所启发。
关键词：方汉奇 新闻传播学 治学思想
在学术研究方法论层面，前人影响后人的一个重要通道便是其治学思想的辐射与映照。方汉奇在60余年的学术道路中，自己并未从思想层面系统地总结过治学，应《新闻爱好者》杂志之约，本文试聚焦方汉奇所践履或倡导的若干治学思想，期对读者有所启发。
“不要选不是自己优势的东西”
“发挥比较优势”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方汉奇在给研究生讲治学之道时，曾告诫“选题不要选不是自己优势的东西”，“从主观上看要选择能够发挥你优势的突破口，从客观上看要选择资料储备足够的选题”。并举例说：“有一个博士生研究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选了这样一个题目，但他的第一外语是日语，可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大量是使用英语的那些媒体的记者，结果他写出来的论文大量是第二手材料，因为他没法使用英文的第一手材料。很多外国记者写的报道他看不懂，有关的传记和文献资料他无法使用，所以写起来较难。同一届的都拿到学位毕业了，他这个论文搁浅，研究生院没有让他通过，让他再加工。虽然后来书也出来了，写得也还不错，但毕竟是没有发挥他自己的优势。如果他把这个题目改成日本媒体在中国的活动，那他就如鱼得水了。”①
“十分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
“学术研究不论从规范上还是在实质上都不能是无背景的自说自话，其与已有研究成果间总是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对话关系。”②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一方面表现为要清楚地了解前人学术进展的程度，以便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开拓，有所前进，以免重复劳动；另一方面则是指要重视学术规范。方汉奇“十分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凡有征引，必加注释，而且力求详尽，有关数据，一定交代清楚。”方汉奇认为：“尊重前人的成果，这是治学者必须遵守的最根本的一项原则。”③在为《中国新闻事业通史》（3卷本）所写的序言中，方汉奇提到了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特别要求每一位作者注意的事项之一就是“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所有引文论据都要求他们尽可能地注明出处。注释力求翔实、准确。引文力求意义完整，避免断章取义”④。
在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3卷本）时，方汉奇负责为第一章（除第一节外）《中国古代的新闻事业》撰稿，在16万字左右的篇幅中，注释总计500余处。在注释中，除了引用前人的观点要详细注明出处外，对于前人所发现的史料，在引用时，他亦详细注明“转引自”何处，表明自己对前人首次发现史料所付出劳动的尊重。
“要厚积薄发”
《庄子》有言：“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方汉奇认为，作为历史学家，要做到言之有据，就必须大量收集占有资料。“没有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和仔细研究，没有对重要的关键的‘史料’的考证和甄别，是不可能对历史事实做出正确的分析和论断的`。研究的时候要充分占有材料，要稳扎稳打，要步步为营，要厚积薄发。”⑤
20世纪50年代，方汉奇曾经研究太平天国的宣传活动。为了研究这一课题，他把当时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太平天国的研究成果和有关历史文献资料统统找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花了大约4个月的时间，结果写出来的东西只有3000字左右。字虽然不多，但后来事实证明他的力气没有白下，因为从那时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关于太平天国的这方面研究，除了那3000字左右以外好像还没有新的观点出来，基本上就是这些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方汉奇的体会是，把所有材料充分占有了，观点就比较站得住。那些一切从概念出发，先入为主的做法，是学术研究者的大忌。⑥
“研究要有一定的新意”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用方汉奇的话说，即是“研究要有一定的新意”。而“新意来自自己深入的研究”。他提倡“多打深井，多作深入的个案研究”⑦，“多填补一点以往研究工作中的空白，少一点大而全的简单的重复”⑧。
为了使研究有新意，方汉奇提出在研究的具体过程中，要力争做到“六新”，即“要考虑怎么样做出新的概括，怎么样做出新的分析，怎么样运用新的语言，怎么样补充新的材料，怎么样提出新的见解，怎么样得出新的结论。”
“要有一定的胆识”
方汉奇提倡在研究中，“要有真正的见解，因此就不要迷信权威，应当不唯上，不唯书。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就要去坚持”。这既是自信的表现，更是对自己的尊重。
方汉奇非常钦佩顾准和马寅初。顾准是被誉为“燃烧自己的肋骨作火把”的有胆有识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计划经济的一些弊端提出质疑，并提出了商品经济的观点；马寅初则在那一时期提出要控制人口增长。马寅初在北大办公楼礼堂阐述他的观点时，方汉奇作为北大教师当时在场，对马寅初的一句话印象极深：“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抓人口，25年以后我们的老百姓就要埋怨我们的领导。这个话不幸让他言中。所以后来有人说‘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其实还不止三个亿。”方汉奇回忆道：“当时马寅初还说过这个话：‘我虽年近八十，自知寡不敌众，仍要单枪匹马，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不以理服人而以压力服人的批判者投降。’老先生是很有骨气的，很有学术良知的，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很好的榜样。没有一定的胆识，他就不可能说出那样掷地作金石声的话。因此要敢于坚持你认为正确的东西。”⑨
“事实是第一性的”
方汉奇强调在学术研究中，事实是第一性的。⑩坚持“事实是第一性的”，这可由方汉奇对胡政之的研究窥见一斑。
对于胡政之，方汉奇曾多次指出：他是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的一名中国记者。在2001年发表的《一代报人胡政之》和2002年发表的《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的论文中，方汉奇都认为胡政之是“1919年巴黎和会时期派往法国采访和会消息的惟一的一名来自中国的记者”。然而，在2007年，方汉奇却发表了《谁采访了巴黎和会？》，文中说：“长期以来，我一直以为是天津《大公报》的胡政之，而且认为胡是采访这次和会的惟一的一位中国记者，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发现不对了，至少是没有完全说对。胡政之确实采访过巴黎和会，但他不是采访这次和会的惟一的一位中国记者。”
方汉奇的这种自己否定自己的前见的做法，是其治学上一以贯之的“坚持事实是第一性的”、“论从史出”的逻辑使然。换言之，此前，认为“胡政之是惟一采访巴黎和会的中国记者”，乃是根据当时目力所及的史料所得出的结论；而认为“采访巴黎和会的中国记者并非只有胡政之一人”，乃是根据新看到的史料，在坚持“事实是第一性的”情况下所得出的结论。○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