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工作抑或是生活中，我们时常会因某些事或人产生新的想法，如此便可将其记录在感言中。那么如何写感言才能更有感染力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文学获奖感言，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文学获奖感言1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早上好!
有幸能夺得此奖并站在升旗台，我感到非常高兴。但这一成果非我一人之力所得，他离不开大家对我的帮助。在此，我由衷地感谢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父母，以及所有在写作方面曾帮助我的人。
有人问我：写作的秘诀是什么?我对此并没有什么领悟。但迄今为止，我知道的所有有名气的作家的作品均是在看似简单的文字下，都有一层因多年扎实文学基础而体现出的内涵。这层内涵使文字都变得有灵气起来。所以文学基础还是最重要的。其实便是“真实”二字。除了小说，真实的文字难道不是最美好的?正如我的这篇《说鹅》，里面所写的我的绍兴之旅与楼下那群嗓门特大的鹅，也都来源于我的生活。我愿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再通过文字将我的情感表达出来。有了这次获奖的激励，我必然会继续写下去。
最后，我再次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谢谢大家。
文学获奖感言2
非常荣幸获得这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批评家奖。此前，有多位我尊敬的同行和朋友曾站在这里接这一奖项，能和他们一起获得这一殊荣，我感到非常光荣。我必须向推荐评委和终评委表达我的感谢之情。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们，没有他们的友谊和鼓励，我将一事无成。
进入新世纪以后，对文学批评的议论从来没有如此激烈，无论是普通读者、专业研究者还是批评家本身，不满甚至怨恨的声音强大而持久。这种不满或怨恨表面上似乎是因商业化、媒体化等问题而起。或者说由于“历史断裂”或社会构型尚未完成带来的。但是，问题可能远远没有这样简单。如果没有商业化，没有媒体的存在，我们期待的“多元文化”如何实现?我们期待的创作、批评的自由，其空间将设定在哪里或怎样的条件基础上?事实上，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对当下中国社会变革带来的全部问题，还缺乏洞穿的理论能力，对当下的文化生产和文学实践的条件还缺乏深刻的阐释能力。因此，更多的人只看到了社会生活的红尘滚滚欲望横流以及精神生活的一团糟，并且以简单的批判和不断重复的方式放大了它，而忽略了变革时期文化生产、传播方式变化的历史合目的性的一面。
我想说的是，把文学批评的全部困惑仅仅归咎于商业化或所谓“媒体化”、“市场化”等等，还没有对文艺批评构成真正的批评。因为那从来就不是文学批评的全部。一方面，义愤填膺的否定特别容易获得喝彩和掌声，它是坊间或“体制内”“批评家”获得报偿最简易的方式;另一方面，这里以过去作为参照所隐含的怀旧情绪也遮蔽了当下生活的全部复杂性。证明过去相对容易些，解释当下却要困难得多。而对当下生活失去解释能力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以想象的方式回到过去。
新的批评实践条件的困难，在外部表现为学术体制、学术评价机制的巨大问题，它的不合理性昭然若揭又畅行无阻，我们没有能力改变它;在内部，批评的武器或知识对我们的挑战尤为重大。事实的确如此。
面对我们身处的时代和历史环境，我们从事的批评活动总是不免犹豫不决充满矛盾。大概也正是这种心态，使文学批评陷入了一种空前的“信誉危机”和无关宏旨的地步。阿诺德在《当代批评的功能》中说：批评就是“只要知道世界上已被知道和想到的最好的东西，然后使这东西为大家所知道，从而创造出一个纯正和新鲜的思想潮流。”而我们的.文学批评还没有创造出这个“纯正和新鲜的思想潮流”;苏珊·桑塔格在《静默之美学》中说：“每个时代都必须再创自己独特的‘灵性’。”但我们还没有创造出“力图解决人类生存中痛苦的结构性矛盾，力图完善人之思想，旨在超越的行为举止之策略、术语和思想”。这是我们深感困惑和为难的。
“内心的困惑”是文学批评困境背后潜在的真实原因。我相信这不只是我个人的体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要考虑，文学批评的速度是不是过快了。我们没有抓住那些“最好的东西”告诉大家，因此也就不能“创造自己独特的灵性”。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这样的批评的现实，然后努力把我们的事情做得更好一些。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文学获奖感言3
常年在平原上行走，每到一地，我渐渐养成了阅读县志的习惯。
记得，在一本旧县志上，我曾读到一则记载。说此地有三景：一塔、一庙、一桥，算是古迹。兴趣所至，就去访了。那塔是清代的，有乾隆的御碑为证;庙是文庙，供奉的是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这又叫三教合一;惟那一桥，是没有的。那桥只记述在县志上。上言此地有一景叫高桥揽月。那桥究竟有多高呢?没有人知道。据民间传说，古时，有一孩子，爬到桥洞里掏鸟蛋，一不小心，鸟蛋从桥洞里掉下来，鸟蛋落呀、落呀、落呀那鸟蛋在下落过程中竟奇迹般地完成了孵化过程。就此，小鸟儿在落地之前脱壳而飞。于是，在梦中，我看见了那桥，可以上天揽月的桥，我也就成了一个企图爬到桥洞里掏鸟蛋的调皮孩子。
感谢我的平原。感谢平原上的风。感谢平原上的树。
感念兴化。感念施耐庵。感念评委们。
文学获奖感言4
瑞典文学院10日宣布，将XX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82岁的加拿大女作家艾丽斯 芒罗。她也是第13位获得这一奖项的女作家。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 恩隆德当天中午在瑞典文学院会议厅先后用瑞典语和英语宣布了获奖者姓名，并将芒罗称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
瑞典文学院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芒罗的作品以情节细腻见长，文风透彻，带有心理现实主义特色，有“加拿大契诃夫”的美誉。她的小说多以小镇为背景，描述主人公为了赢得社会承认而努力，却往往陷入紧张的关系与道德冲突之中。
身居加拿大的芒罗在得知获奖后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在高兴之余“受宠若惊”。“我知道我在候选名单上，但我从没想到过会赢，”芒罗对加拿大媒体说。芒罗称自己一直把获得诺贝尔奖视为一个“可能发生，但很可能不会成真的白日梦”。她希望自己的获奖“能让人们把短篇小说视为一门重要的艺术，而非一个你写着玩的东西”。
今年早些时候，她曾表示将停止写作。10日接受采访时，她表示获得诺奖不会改变这一决定。
文学获奖感言5
兴化这地方我从来没去过，但是很奇异的，我却在小说中写到过它，这也许就是施耐庵叙事文学奖的隐喻吧，它鼓励人们去想像经验以外的存在。我对它最直接的描写是小说《富萍》，富萍的外婆家是兴化，她的舅舅孙达亮就是从兴化出来，到上海做粪船的苦活，慢慢站住脚。我从一个三代环卫工人的家庭中得知，这行业中兴化人居多，荒年里亲戚带亲戚，来到上海。这一本得到兴化奖赏的《天香》里，有一个扬州客阮郎，很大程度地参与了天香园里的生活。
从地图上看，扬州与兴化同处高邮湖和大运河的水系，扬州在南，更是水陆要道，有商贾往来，富裕繁荣，生有明月二十四桥;兴化向北，想来就薄瘠了，出的是忠义水浒传，两种风情，抑或内有灵犀相通。《富萍》中还写到六合，也是在长江北岸，运河流经的地方，我的乳母是六合人，据大人说，她哄我的话总是——长大了带你去六合。仿佛长久以来我就一直在等待这个奖，谢谢兴化!
文学获奖感言6
尊敬的文朋诗友们大家好！
获得第三届秦岭文学奖对我来说是荣幸的、更是诚惶诚恐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严力、伊沙、、孙晓杰、马非是我内心敬慕并热爱的诗人，他们都是有着自己极具个性的创作倾向和独特审美追求，他们的诗歌或大气、厚重，或深刻、优美，直抵我们的内心深处，像一座座秦岭山脉矗立在当代诗歌创作的新高地，为我们秦岭文学奖的诗歌评价水准立下新的标杆。面对这样的评价标准我显然有些忐忑、局促和不安，我清醒的意识到作为宝鸡诗歌群体中的中坚力量，我个人还有很大的急需提升的艺术空间。无可置疑地讲，严力、伊沙、、孙晓杰、马非这些优秀的诗人，以他们独立而高尚的人格以及诗歌创作的艺术实践为支撑、传播、弘扬秦岭文学奖起到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如果爱上诗歌是多年前的一个偶然，那么20年来与诗歌的如影相随、不离不弃则是生活和心理的一个必然。
一直以来，我从不敢以诗人自居，对诗歌我依然保持着最初的神圣和高贵的看法，我看诗的眼光从来都是仰视的、敬慕的。
最好的诗人是那些羞于做诗人的人，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对此我是认同的。
诗人是善于发现人类生存智慧及心灵深处秘密的人，诗从心灵产生，又经心灵消费，我们内心是诗的起点，也是终点。诗在表达的过程中必须是艺术的、美的呈现出卓越思想玫瑰般的色泽和芬芳。我不反对诗歌创作的口语化，但如果一味的远离人们的内心和情感共识、不能揭示生活与自然内在真理的口语是无意义的。诗歌应是美、智慧、真理的别名。从语言到诗的内部都应统一于此规律。
那些精神高远，灵魂纯粹、内心高尚、胸怀悲悯的人，才可能匹配诗歌创作者的神圣职责。
那些眼睛只盯著名利，在浮躁的生活中，叫嚣着，贩卖语言的人，注定被名利堵住眼睛而看不到诗歌华美而深刻的内在本质。
写作是一个不断否定和超越自我的精神劳动过程，作品的突破是作家自身整体突破的结果，所以作家的修养是至关重要的，需要一生的修为和努力。
漠视生活和生存现状的作家是危险的，置身绝地可能会使作家背水一战，激发并创作出好作品，但连自己生活都不能料理好的作家，怎么能长久的保持良好的创作状态和精神状态呢？打理好生活也是一个作家成熟的能力和标志，作家是一个社会的人，必须还原在生活和社会中相对应的角色，把创作上的优势转化为生活和工作中的优势需要能力，也需要智慧。
我们选择永久的仰望还是独自攀登诗歌的山峰，这是每一个有志于诗歌的创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二十年来的持续阅读和不曾间断的创作，让我的内心变得丰富而强大，让我用独立的眼光看待人生、社会、自然，让我平静而淡泊地面对纷扰的世间人和事，心甘情愿地走进为自己预设的孤独中，沉湎于内心，倾听心灵的声音，去和上帝对话，写下属于自己的一行行文字。
我要感激文学创作，感激诗歌，她使我改变了自己的一切。
时逢千年盛世，而我们宝鸡又有着最好的文学创作大环境和最好的诗歌写作生态，我准备着，期待着，我想见证我们宝鸡诗歌群体新的觉醒和再度繁荣。
那么多的优秀诗人和作品，象一个个台阶，让我们一步一步走到高处，思想的高处、精神的高处、灵魂的高处。
谢谢大家！
文学获奖感言7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向人们传达许多最基本的道理：譬如房子是盖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果房子盖了不住，那房子就不是房子。我们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之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很丰富。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没有必要让动物和植物长得那么快，因为动物和植物长得快了就不好吃，就没有营养，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药。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
一篇小文，哲理浅浅。但发人深剩尤其对上点年岁的人，须解其味。把苹果弄到四五千元一个的乔布斯可以说是无所不能，但是在病痛面前却是无能为力的!乔氏西去，敬告各位：
1、别总是在压力下工作，累坏了自己，特傻!
2、别忘了身体是一切，没有了健康，无法享用人生所有的乐趣，特亏!
3、别以为能救命的是医生，其实是你自己，养生重于救命，特对!
4、别以为付出就有回报，凡事只有不计回报，才能终有好报，特灵!
5、别忽视了与你有缘者，等繁华落尽，你才明白知音难觅，特悔! 顺其自然的工作吧!慢慢享受生活，快乐享受人生每一天!
多年前我跟一位同学谈话。那时他太太刚去世不久，他告诉我说，他在整理他太太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的围巾，那是他们去纽约旅游时，在一家名牌店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卷标还挂在上面，他太太一直舍不得用，她想等一个特殊的日子才用。讲到这里，他停住了，我也没接话，好一会儿后他说：“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
以后，每当想起这几句话时，我常会把手边的杂事放下，找一本小说，打开音响，躺在沙发上，抓住一些自己的时间。我会从落地窗欣赏淡水河的景色，不去管玻璃上的灰尘，我会拉着家人到外面去吃饭，不管家里的饭菜该怎么处理。生活应当是我们珍惜的一种经验，而不是要捱过去的日子。
我曾将这段谈话与一位女士分享。后来见面时，她告诉我她现在已不像从前那样，把美丽的瓷具放在酒柜里了。以前她也以为要留到特别的日子才拿出来用，后来发现那一天从未到来。“将来”、“总有一天”已经不存在于她的字典里了。如果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有什么得意的事，她现在就要听到，就要看到。
我们常想跟老朋友聚一聚，但总是说“找机会”。
我们常想拥抱一下已经长大的小孩，但总是等适当的时机。
我们常想写信给另外一半，表达浓郁的情意，或者想让他知道你很佩服他，但总是告诉自己不急。
其实每天早上我们睁开眼睛时，都要告诉自己这是特别的一天。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那么可贵。
有人说：你该尽情地跳舞，好像没有人看一样。
你该尽情地爱人，好像从来不会受伤害一样。
我也要尽情地跳舞，尽情地爱。
你呢?第一件事是不是与好朋友分享这想法?
你看完这篇短文后，可以马上起身去擦桌子，或洗碗;可以把报纸放一边，闭起眼睛沉思一会;也可以把这篇短文拷贝下来，传给很多朋友。
文学获奖感言8
各位老师，各位同行：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接受华语文学奖的年度新人奖，这是我的荣幸，也是对我写作的一个很大的鼓励。首先，我要谢谢华语文学奖的组委会，所有的评委老师，和一直以来帮助我的各位师长和前辈。我从十六七岁开始写小说，写到现在获得了这个新人奖，这可能正说明了我在文学上的晚熟及木讷——而我也一直认为，正是晚熟和木讷使我成为了现在这样的作家;同时，这个新人奖更是一种鼓励，鼓励我继续保持一种新鲜的探索态度，用一个学徒的心情去写作。
我去年写的小说《段逸兴的一家》(单行本名为《我们家》)正是我的一次新鲜探索，同时，也是我虚构的川西小镇“平乐镇”故事的一部分。《段逸兴的一家》写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的故事，他是小说叙事者段逸兴的“爸爸”，而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讲讲我和我爸爸的故事。
我爸爸下个月就过五十九岁生日了，以前，他也年轻消瘦过，现在却成了个声如洪钟，腰如铁桶的胖子。在我家郫县郫筒镇，我们全家人都是文学青年，个个都要时时关心我的创作：我爷爷常常教育我要写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东西;奶奶则喜欢强调文学一定要反映‘真善美’;而我爸爸说：“用对‘的地得’，少打错别字。”——算起来已经有将近十五年了，以前，爸爸总帮我把周记本上的作文输到电脑里面，后来，他又把我的文章从电脑里打印出来用红笔改错别字——他当“戴月行他爸”当了整整二十八年，就算当“颜歌他爸”也有十年了，改错别字的确很有一套。
写《段逸兴的一家》是在美国，整个过程我都是偷偷摸摸的，爸爸几次在电话里问我新小说写得怎么样，还让我发给他看看，我都搪塞了过去—— 可是，还是被他看到了故事的第一章。于是他给我来了一封长信，先拉拉杂杂说了一些家里的事，说他种在阳台上的冬瓜都长大了，最后说：“你那小说我看了，你现在怎么写这样的东西呢，我觉得你应该把里面的性描写都删掉。”——这是很多年以来他第一次对我的小说提出错别字以外的意见。
实际上，我不得不承认，没有爸爸我就没法写平乐镇。我总爱打电话给他，问一些荒谬的问题，比如：油菜花三月份开了吗?九几年你们抽的都是什么烟?等等。爸爸就总是叹气，说我作为作家太缺乏常识了，太不扎实了—— 可他有所不知，不论我在多远的地方，过了多久，仅仅听到他的声音，我们镇上的人人事事就会立刻重新浮现。
多年以来，爸爸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总是我的第一位读者。于是，我常常都在写小说的时候想起他，想着他读这篇小说时可能的反应——《段逸兴的一家》是我第一次没有这么做的作品，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不得不背叛了他，彻底忽略了他作为父亲的感受——作为小说家，我的叛逆期其实已经来得太晚了一点。
我给爸爸回了一封信，想要给他解释我写这个小说的原因。以及，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小说家和虚构者的我，是作为一个中立的简写的“人”而存在的事实。作为小说家的我不是女人，不是少年，不是女性的，不是年幼的，不是高雅美好的，不是低俗卑劣的，当然，也不是家族的女儿。
作为小说家，我在美国写完了《段逸兴的一家》，而作为女儿，我设想着爸爸最终看到整部作品的样子，难免忐忑不安。回国前，小说全文在《收获》上发表了，我不敢问爸爸有没有买到杂志，有没有看，下了飞机，怀着愧疚，我在免税店给他买了两条烟。
站在出口外面等我的爸爸倒是脸色如常，胖乎乎地戴着眼镜。我们到了家，吃了饭，坐在沙发上喝茶，他忽然说：“你那小说我看了。”
出乎我的意料，他抽着烟说小说写得还凑合，就是有几个不恰当的方言用法。爸爸又开始改错别字了，我赶紧让他把错的地方标出来告诉我。之后，他还带我去看了他的菜园，摘了青菜帮子煮白水菜，好像之前的不愉快都过去了。国庆后我回家去，他居然高高兴兴地告诉我有人叫他“胜强”——“胜强”是《段逸兴的一家》主角的名字——我吓了一跳，他还是笑嘻嘻的，说：“薛胜强这人有点意思埃”
就这样，我和爸爸奇迹般地和好如初，甚至比之前的二十几年更加和睦了。
得知小说获奖的消息，我自然立刻打电话告诉了爸爸。我特意叫他说：“胜强，我得了一个奖。”他却心不在焉，说：“是吗?我在打麻将，打完再打给你。”
初中时候，爸爸把我写在周记本上的作文整理出来，投给不同的杂志社;大学时，他几十本几十本地买我出版的小说，把它们当作我们戴家的土特产送人;他喝酒了就走在我们郫县的马路上，张嘴就唱《三套车》;大热天里摸着自己的肚皮，背几首诗词再吃一口西瓜;正是这样的爸爸，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第一位读者，也是我认识的活得最有劲的人——正是因为他，我才决定要写我的家乡郫县郫筒镇，写虚构的小镇“平乐”，写他这样一个喷嚏打穿东街的胖子，写故事里的豆瓣厂厂长薛胜强和他的父老乡亲。
以前爷爷还活着的时候，我经常跟他去竹林茶馆吃茶，一个院坝里坐着的都是我们老南街的街坊邻居，他们听说我是个作家，就都抢着要把自己的事儿讲给我听。爷爷就说了：“总有一天，你要写写我们镇上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