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干预劳动力市场，重点在雇主的短期行为和合同的履行。政府的行政干预，应该只局限于解决雇主的短期行为问题，保障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干预如果违背了市场规律，会从根本上损害劳动者的长远利益。
近几年来，劳工利益的保护问题在国内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关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和劳动立法的讨论也正在展开。
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是必要的，但不能是随意的。政府干预应该有针对性，解决好市场制度本质的和根本的问题。
政府的过度干预会损害劳动者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因为这个道理相对不那么直观，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只有政府才是劳动者利益的保护者;政府干预越多，劳动者的利益就越能得到实现。这样他们就会忽视了市场在保护劳动者长远利益上的主要作用。
很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都存在“二元结构”。所谓“二元结构”，指的是一个国家中有一定比例的劳动力不能进入主流的劳动力市场，只能在非主流的劳动力市场就业。而最低工资法和其他各种劳动力市场的立法，保护的都是主流的劳动力市场。主流劳动力市场在过强的保护下产生的过剩的劳动力，有一部分会被推向非主流的劳动力市场，使非主流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导致这个市场上本来就偏低的均衡工资进一步下降，对劳动者的福利造成不利影响。
如果工人的工资高于市场均衡水平，就业需求就会减少，从而造成失业的增加。这个结论对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适用的。这是一个最起码、最基础的经济学原理。
在一个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是难以维护自己的权益的。这就是市场关系所决定的`谈判关系。
世界各国一百多年来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所证明，凡是有过多的立法来干预劳动力市场的国家，尽管立法者的初衷都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福利，但最后都事与愿违，出现了长期持续失业和劳动者福利下降的情况，国民经济也长期处于不景气的状态。
通过研究，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立法需要遵循以下几条基本原则。
第一，不能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去干扰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作。
不应该忽略的是，中国25年来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是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分不开的。在中国经济的要素市场中，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远远超过资本要素和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的程度，即受政府直接控制的程度相对低得多。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经济发展，从而也符合劳动者的长远利益。
我们如果通过各种立法干扰了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作，将会给经济发展造成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也一定会有损于劳动者的长远利益。
第二，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介入劳动力市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仔细甄别劳动力市场在哪些情况下是失灵的和无效的。这方面市场机制失灵有两大类情况：雇主的短期行为可能会过度和不恰当地使用劳动者。合同执行中存在的可信度问题。
对于雇主的短期行为，应该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双管齐下来解决。首先，要运用行政干预事先防范。其次，在出现这样的问题之后，必须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对于合同的执行，政府应该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合同没有履行，告到法院，法院再进行处理。
总之，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干预劳动力市场，应该是有限的，重点在雇主的短期行为和合同的履行这两大类问题上。其中，政府的行政干预，只应该局限于解决雇主的短期行为问题，保障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