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人物故事1
1836年，也就是清道光十六年，去京城参加会试的曾国藩，又一次落第了。生性沉稳的他，并没有因此意志消沉，只是感觉自己做得还不够好，需要加倍努力。他刚过26岁，以后的机会还多着呢。
会试榜单公布以后，曾国藩就平静地收拾行李，坐京杭大运河上的运粮船，启程返乡了。走到南京的时候，粮船停留补给，曾国藩走到南京街头逛书市。他走进一间书店，就看见赫然排列半面墙的“二十三史”，从《史记》《汉书》一直到《明史》，很全很齐备，这让爱书如命的曾国藩怦然心动。平时，由于要应考，看书自然以《四书》《五经》为主，闲暇时，他也看历代史书、唐诗宋词以及名家散文。
“二十三史”可是需要几百两银子才能买到的。别说是印刷业还不太发达的古代，即便是现在，要买齐这二十三部史书，也得花不少钱。想起自己囊中羞涩，这令曾国藩很是为难。一番纠结之后，他便提着行李去了当铺，把自己在北京时御寒的棉衣，全部给当掉了，换来几百两银子，把“二十三史”全部购齐，末了，这些古籍竟装了满满几大箱。
对于这件事，曾国藩有自己的想法。反正回到老家湖南，这些棉衣用不着了，还不如换点更加有用的东西。不过，以后进京赶考，又得添置新棉衣了。曾国藩沉浸在遨游知识海洋的喜悦中，对此，也没有多想。
回家以后，父亲曾麟书看到曾国藩一箱一箱的古籍图书往家运，又听曾国藩诉说事情原委，他并没有责备儿子，反而鼓励他这种做法。他对曾国藩说：“你典当棉衣买书，我自然很支持，我会借钱去把衣服赎回来。不过，这些书既然买了，希望你用心研读，不要把这笔财富白白浪费掉。”听了父亲的话，曾国藩泪如泉涌。
对于屡试不第的曾麟书而言，中举做官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不过，他把这种伤痛，转化为培养几个孩子成才的动力，尤其在对老大曾国藩的教育上，更是不遗余力。曾国藩自幼便跟随父亲念书，可曾麟书自知天分不高，没有什么心得捷径供曾国藩参考，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不停地督促。从早到晚，他只要一有空，就加以考验，要求曾国藩一字不落，将所学知识背出来。这样一来，曾国藩慢慢就练就了扎实的功底，往往能举一反三。
经过两年刻苦努力，再加上曾国藩对史书的悉心研读，1838年，曾国藩再次应考，顺利高中进士，并入选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部督、巡抚，进了翰林院，可谓是“一步登天”。这时，曾国藩刚刚28岁。
不过，曾国藩深知，为给自己赎回棉衣，凑足考试用的盘缠，家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东家借，西家求，该跪的人跪了，该拜的人拜了，最后，终于给曾国藩凑齐了三十三吊钱。一路上，虽然省吃俭用，可开销仍然很大，到了京城之后，曾国藩手上就只有三吊钱了。对他来说，这次应试，无疑是孤注一掷。幸好，曾家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培育出了精通文史、勤于国政的一代名臣。
励志人物故事2
《车胤囊萤照读》
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省公安市)人，从小家里家徒四壁，但读书却无比用功，车胤囊萤照读的故事，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鼓励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囊萤照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从我们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有趣的故事，你必定会明确。
励志人物故事3
时至今日，成龙不光是功夫巨星，也是慈善明星。
有人问他，艺人做慈善是不是为了作秀，有没有假的？很尖锐的问题，成龙答得更干脆：“有！我就是从假的做起的。”坦诚得让人吃惊。
成龙刚出道时，给别人做武打替身，高风险低收入，还被人瞧不起。忽然一朝成名，片酬从3000元猛涨到480万，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夜暴富”。幸福来得太快，那时他才二十出头，以前过惯了穷日子，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他一口气买了七块不同品牌的世界名表，一个星期有七天，正好每天换一块。然后，他天天呼朋唤友，喝酒唱歌，挖空心思向别人炫富。
名气越来越大，很快有人邀请他参加公益慈善活动。他说，我不去，没时间。的确没时间，他白天要拍电影，晚上要喝酒跳舞，自己都忙不过来，哪有闲工夫管别人的事。人说，我们都安排好了，不要你做什么，只要你去就行，就一天时间，而且对你的形象和电影都有帮助。好说歹说，他总算勉强答应了。
那天的活动是看望残障儿童，看到成龙出现在眼前，孩子们都高兴极了，大声喊着他的名字。
助理告诉孩子们：“成龙大哥工作很忙，但是每天都在想着你们，他昨天晚上没睡觉，今天就抽空看你们来了。”别人把他捧得越高，成龙就越心虚，他本来是不愿来的，昨晚没睡觉其实是在舞厅过夜。“成龙大哥还给你们带了礼物呢。”孩子们立刻欢呼雀跃，成龙却傻了，都是别人事先安排好的，他根本没想过要带礼物，甚至不知道礼盒里装的是什么。
每个孩子都得到了礼物，一一上来跟他说“谢谢”！看到那一张张稚嫩而又纯真的笑脸，他忽然感到无地自容，自己明明欺骗了这些孩子，换来的却是最真诚的回报。他不敢暴露心思，只好把假戏继续演下去，装着表情自然的样子，接受孩子们的道谢。
“你想我那时有多坏！”许多年后，成龙这样解剖自己。
那天临别之时，一个孩子拉着他的手问：“成龙大哥，明年你还来吗？”他说，我来。第二年，他带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如约而至，欠了一年的心债总算了偿。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每次都有崭新的体会，成龙就这样走上了慈善道路。当他第一次很不情愿地参加慈善活动时，本以为是一场很快就会结束的作秀，没想到竟成了一生的事业。
这些事，他自己不说，永远没人知道。说出来，我们对他的敬佩有增无减。
《资治通鉴》记魏国国君安王问孔斌，谁是天下高士？孔斌说，世上没有这种人，如果说可以有次一等的，那么这个人就是鲁仲连了。安王却不赞同，说鲁仲连是强迫自己这样做的，而不是本性的自然流露。孔斌的回答很经典：“作之不止，乃成君子。”管他真心还是假意，只要这个人不停地强迫自己做好事，慢慢地习惯成自然，到最后弄假成真，就成了真正的君子。
孔斌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人有时会误入歧途，也可以走入善途。做一件善事，不见得非要有多么高尚的动机，哪怕是作秀，那也是善良的秀。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只要你去做，就比那些袖手旁观说风凉话的人高尚得多。
成龙说：“在我做慈善的过程中，一些人也慢慢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好人不是圣人，也会不断地成长，需要自我完善的过程。对他们多一些宽容和鼓励，少一些苛责，这样好人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给别人一个做好人的机会，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功德无量。
励志人物故事4
1931年夏，吴伯箫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来到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校长办公室当了一名事务员。1935年，吴伯箫离开青岛，先后到济南和莱阳任教，暑假期间回到青岛，与老舍、王统照、洪深、臧克家、王亚平等创办《避暑录话》。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青岛危在旦夕，王统照要离开青岛去上海。吴伯箫当时正任莱阳乡村师范学校的校长。他感觉打起仗来，自己会流落到什么地方难以预料，便把自己大学毕业后6年来写的文章，剪贴成册，在他们分手前，就像“托孤”一样交给了王统照。他激动地握着王统照的手，说：“你看有什么地方可以印就印，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印，就存在你手里吧。”当时吴伯箫对自己作品的出版，并没有信心，所以连个书名也没有起。
1938年4月，吴伯箫长途跋涉来到延安，投身革命，对于托付给王统照代为保管的那个散文集子，他似乎早就忘到九霄云外了。
1942年夏天，有人对吴伯箫说：“你的一本书出版了。”吴伯箫听了一愣，心想：我会有什么书出版呢？那人说：“上海一家杂志上还登了别人为你的书写的序言。”那人还拿出那本杂志给吴伯箫看，上面果然登着《羽书》的序言，作者是“韦佩”，可吴伯箫并不知道“韦佩”是谁。当他读了序文的开头：“伯箫此集存在我的乱纸堆里已两年半了……”这才恍然大悟，“韦佩”是自己的好朋友王统照。王统照以文章《羽书》篇名作为书名，正好适应抗日战争初期的形势。吴伯箫翻看着序文，为作品的问世而激动，更为朋友深厚的情谊而感动。
励志人物故事5
1994年我结婚当天，多想把手上捧着的香槟色花球抛给她，因为我认为她是最适合的人选，我想把这份喜气交到她手上，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婚后不久和朋友在君悦酒店茶聚，接到她打来的电话，“你在哪儿？我想把花球抛给你的，你……”
我一连串说了一大堆，她只在电话那头轻轻地笑，“我在清迈，我有一套红宝石首饰送给你。”那是我和她最后的对白。
相知相惜深刻欣赏
1980年她在洛杉矶，我在三藩巿，她开车来看我，我们一起逛百货公司，其实两人也并不真想买东西。临出店门，她要我等一下，原来她跑去买一瓶香水送给我。我们喝了杯饮料，她晚饭都不吃就赶着开车回去。那是我们第一次相约见面，大家都不太熟悉，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我却被她交我这个朋友所付出的诚意深深地打动。
和她的交往不算深。她很神秘，如果她不想被打扰，你是联络不到她的。我们互相欣赏。对她欣赏的程度是——男朋友移情别恋如果对象是她，我决不介意。
琢磨歌艺精益求精
记得那晚她和我都精心地打扮，大家穿上白天SHOPPING回来的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闪着亮光的黑色直身EMPORIOARMANI吊带短裙，颈上戴着一串串CHANEL珠链。她穿的那件及膝小礼服，虽然是一身黑，但服装款式和布料层次分明。下摆是蕾丝打折裙，腰系黑缎带，特点是上身黑雪纺点缀着许多同色绣花小圆点，若隐若现的。最让我惊讶的是，她信心十足地里面什么都不穿，我则整晚都没敢朝她胸前正面直望。
我们走进餐厅，还没坐定，就听到背后盘子刀叉哐啷哐啷跌落一地的声音，我想，这WAITER一定为他的不小心而感到懊恼万分。她却忍不住窃笑，“你看，那小男生看到我们惊艳得碗盘都拿不稳了。”
有几次在餐厅吃饭，听到钢琴师弹奏美妙的音乐，她会亲自送上一杯香槟，赞美几句。她对所有服务她的人都彬彬有礼，口袋里总是装满一两百法朗纸钞，随时做小费用，我看她给的次数太多，换一些五十的给她，她坚持不收。
有次在车上她拿出一盒卡带（那时候还没有盘片）放给我听，里面有她重新录唱的三首成名曲，原来那段时间她在英国学声乐，她很认真地跟我解释如何运用舌头和喉咙的唱法令歌声更圆润。对于没有音乐细胞的我，虽然听不懂也分辨不出和之前的歌有什么不同，但对她追求完美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感敬佩。
共游巴黎永生难忘
有一天到她家吃午饭，车子停在大厦的地下停车场，那里空无一人，经过几个回廊，也冷冷清清。走出电梯进入她那坐落于巴黎高尚住宅区的公寓，一进门，大厅中间一张圆木桌，地上彩色拼花大理石，天花好像有盏水晶灯。那天吃的是清淡的白色炒米粉，照顾她的是一名中国女佣。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在巴黎有个小公寓，她在巴黎的这所公寓比我的梦更加完美。可是我感受到的却是孤寂。
那些日子，我们说了些什么不太记得，只记得在巴黎消磨的快乐时光。
结束了愉快的巴黎之旅，我们一同回港，在机上我问她自己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吗？她说算命的说她命中注定要离乡别井，这样对她较好。
飞机缓缓地降落香港，我们的神经线也渐渐地开始绷紧，她提议我们分开来下机，我叫她先走。第二天全香港都以大篇幅的'头条，报道她回港的消息。
梦中思人友谊长存
20xx年来临的前夕，我在南非度假，因为睡不着，打开窗帘，窗外星斗满天，拱照着蒙上一层薄雾的橙色月亮，诗意盎然，我想起了她，嘴里轻哼着“月亮代表我的心”。
她突然的离去，我怅然若失，总觉得我们的友谊还没有结束。
这些年她经常在我梦里出现，梦里的她和现实的她一样——谜一样的女人。奇妙的是，在梦里，世人都以为她去了天国，唯独我知道她还在人间。
励志人物故事6
蒲松龄住在蒲家庄。
蒲家庄就是一个庄，和北方的任何一个农庄没什么区别。虽然出过蒲松龄这样一个大文豪，但似乎没沾上文豪什么光，庄户人家世世代代还是过着种地打粮的日子，不像有些地方出了个名人，小猫小狗都以这名人的名字命名，子子孙孙都发著名人的财。若果真是那样，那这条路该叫蒲公路，这煎饼可叫做松龄煎饼，这饭店可叫做聊斋饭店，喝一通留仙酒，挥一把剑臣扇，岂不可大造名人经济？可这地方除了出一种柳泉啤酒，好像没什么拿老祖宗来做文章的。
事实上也没什么文章可做的。蒲松龄没做过官，一辈子是个穷教书的，教书之余写点鬼呀神呀的东西，也就是现在二流三流写点地摊文学的业余作家之类，大概生前有过话：咱老蒲家世世代代读书人，读书人君子固穷，然而人不改其志，儿孙们给我记住了，我死了之后你们谁也不许拿我的名字做招牌，去发祖先的横财！
实际上蒲松龄也不可能说过这样的话，你蒲松龄是啥人？说出来不够让后代脸红的，18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可秀才不做官呀，于是再去参加乡试，想中举人，想混个一官半职，可是一考二考就是考不中，一连考了8次，是著名的复读研究生，吴敬梓的《范进中举》，是不是以他为原型？故居里有明确记载的是两次，那时候是科举，要考八股文，八股文有严格的要求，蒲松龄写着写着不知怎么多翻了一页，留出一页空白，不符合规格，被判为零分卷；于是来年再考，谁知正当开考的时候，他犯了大病，真是天不助我也！老婆刘氏说：“算了吧，认命吧，咱天生就没有那个做官的命！”
于是蒲松龄就认了命，卷了铺盖到了几十里外的毕家。毕家藏书万卷，蒲松龄也就是在这里饱读了诗书，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良好基础。可蒲松龄有忧，恨老天无眼，让他这个胸有大志之人，到头来只能跑到人家家里搞家教，做一个塾师，他对儿孙叹道：“宁愿三年不打粮，此生不当孩子王。”无奈啊！于是蒲松龄又卷了铺盖回家。回家干啥？在满井旁摆个茶摊卖茶。满井就是柳泉，真是个好地方，柳树堆烟，这满井满而自溢，使百棵柳树更加葱郁。蒲松龄自然喜欢这片环境，铺了一圈蒲团，谁来谁往这儿一坐，都不准走啊，喝我的茶分文不收，一人讲一个故事。那山东农村的故事可真是多呀，都是傻光棍娶了一个白仙子之类，于是蒲松龄取得了狐仙鬼怪的大量素材，开始创作通俗文学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然而是越写越穷，写了又不能发表，不像现在的畅销书作家，一本书就可成为百万富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一个字没发表出去，他死过50年后才得以刻印出版，这时候蒲松龄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
蒲松龄真是穷呀，穷得就只聊斋那一间房。郭沫若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可就是这“高人一等”的蒲松龄，是靠着毕老爷的赞助，才有一方床榻和一架挂衣帽的架子，至于他的卧室就更简陋了，一张床。妻子刘氏去世后，蒲松龄忧郁成疾，在76岁那一年，倚窗而卒。
像这样一个一生穷困潦倒的蒲松龄，有什么可给后人做招牌的呢？
蒲松龄是不幸的，半辈谋取功名，可一生与功名无缘，到了71岁那一年，才援例得了贡生，是个老秀才；可蒲松龄又是幸运的，试想假如蒲松龄做了官，在吟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都遭砍头的那个大兴文字狱的清初社会里，他糊里糊涂成为统治阶级刀下鬼也未可知，倒不如这样清风朗月独步其间来得自在。给后人留下一部《聊斋志异》，传扬海内外，一生一世，有什么能比这更幸福的呢？
穷人蒲松龄，穷得干净。
励志人物故事7
一张条案告诉我：有的人一见他，你就会自卑；有的人一见他，你就会自傲。陈乐民叔叔和他夫人资中筠阿姨，每每见到，都让我局促不安，感到自己的矮小无知。
称他们叔叔阿姨，我有些攀亲附高，可和他们女儿陈丰友情笃甚，又觉称其先生老师，似乎远疏散淡，也就长期这样攀着叫了。究竟起来，我算是陈丰的一个作者。她居法国生活二十年，在那博士毕业之后，就留在巴黎繁忙，其工作之一项，是在出版社做中国文学丛书策划。缘于彼此对文学的同道，终于成了可以递心坦诚的朋友，也就有机会到她家里充做客人，见到我仰慕已久的学者资中筠阿姨。
资阿姨的学识与气度，常常对我有一种震慑之功，每次和她相处———尽管她总是和善地微笑，也让我觉得在她的善良与笑容中，有着正气之凛然，反倒比那种被权势支撑的威严，更有某种力量和征服感。对于陈乐民叔叔，并未那么具体熟悉，只知他原是社科院的欧洲专家，英语、法语都极为练精，关于欧洲政治、外交、文化的著作，洋洋洒洒，约有十几卷。还有，就是他在他家陕窄的客厅里，坐在轮椅上，瘦削、洁净、沉稳的面容，总让人觉得，命运把一个思想奔放的人，固定在了牢笼般的空间里，似乎把一个可以在世界图书馆中奔跑跳跃的健将，锯去双腿后，让他只能流血低蹲在某个书架下或者书堆边。
第一次见他时，他的肾病已经相当严重，必须每周两次频繁往复于医院透析。这样十年之后，仿佛一个乐观于生命的老人，每三天一次，去上帝那儿求得一些吝啬的日月，借以居室的窗口和阳台上的日出日落，好和书籍、笔墨交流对话。史铁生也是这样的生活———在透析中思考生命与存在。和史铁生相处交流，让人感到生命的沉重和虚无。而陈叔叔在透析中和透析后，似乎思考得更多的不是生命，而是世界。史铁生思考生命的世界；陈叔叔思考世界的生命。孰重孰轻，孰多孰少，仿佛生硬地比论石头和树，谁长得更好，更为有用一样。
有一次，我陪陈叔叔去医院透析，扶他上车、下车间，他望着北京崇文门那儿的楼厦变化，脸上平静淡然，仿佛望着一隅失落的世界，说了一句悠长平静的话：“变化这么快，难说是好事坏事。”他的语调轻缓，近于自语，但从他的语句中，让人体会到他对世事和世界绵长的担忧。也就是那次透析，我与资阿姨约好，等大家合适的时候，一道去通州的高碑店一趟，为陈叔叔买一张他满意的条案书桌。因为，他们终于搬了家。
终于，她家两三处的碎房兑换成了一套大舍。所谓的大舍，只是那些小套的集中，有四间卧室，一个大厅。这对中国最为硬骨气节的知识分子，终于有了相对宽敞的住处，有了他们各自的书房。
书房对于普通的读书人，似与农民之于土地一样。他们一生研究、著述、翻译，家里却从来没有过宽敞高大的书架；一生思考这个世界的境遇，却永远都在拥挤屈身的斗室之间。现在，他们各自有了自己的书房。尤其那个三十平米左右的客厅，虽然摆上餐桌、沙发和一排书架之后，并未显得宽敞到天南地北，但在那客厅，已难离轮椅的陈叔叔，却也有了一条轮椅的通道。
大家为这一处新居高兴。为书架、多宝格、电视柜摆在那儿更为节余空间并恰如其分而再三商磋讨论，并为可以满足各自一生并未显得不可或缺、但却一生都挂在心上的某种基本的愿念而感谢世界。
资阿姨把她那总是处于角落的旧钢琴处理加价，换了一台新的钢琴。陈叔叔希望能有一宽敞的写字台，让他摆上同生命一样珍贵的笔墨纸砚。而且对这写字台的要求，不是老板桌的现代式样，而是那种带有传统古旧气息的书桌。
这样，我们就相约去了趟高碑店的仿旧家具街。
那是十月的一天。一家挨一家仿旧的家具店铺，似乎把时光拉回到了明清时期。我知道，陈叔叔是非常“西化”的学者，对欧洲文化之通达，宛若一个人熟悉自己的指纹条理。可那天在明清古旧家具街上走转时，他的神情一直兴奋光彩，步履轻便，仿佛一个完全健康的老人。我们看书架，看书桌，算计新居空间的尺寸和家具大小的搭配吻合。整整在那条街上逛有两三个小时，虽然最后终因他卧室的空间有限，没有买到恰如其分的书桌，但把理想压缩之后，还是看上了几张可以取而代之的条案。且最为重要的，不仅是条案桌子，而且还有资阿姨望着陈叔叔不常有的轻便脚步，有些激动地说道：“他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兴奋过了，好多年没有到外边走过这么多的路了。”
1958年的陈乐民和资中筠
那一天，我在陈叔叔的身后，就像一个不会写作业的孩子，跟在一个并不教小学的大学者的后边，虽不敢多问一句有关学问的问题，却是体会了一个西学甚好的老人，为什么又那么热爱传统，通达国学。为什么爱喝咖啡又酷爱书法、绘画，可以把自己的余生，放在国学及书法和国画上去。
“治西学者不谙国学，则漂浮无根；治国学而不懂西学，则眼界不开。”这样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怕是只有他这样东西达通的人，才能感悟和体味得到，才能写出《文心文事》、《学海岸边》、《临窗碎墨》、《春泥集》、《陈乐民徜徉集》（三卷）等那些以西见认识中国，以国学感悟世界的真正文化、厚重的书籍。而如我这样号称为作家，有一大堆故事、文字的人，在他和他的学识与对中国与世界的见解面前，只有羞愧和沉默。
就在那次陪他去了高碑店的旧街之后，回到家里，陈叔叔再次病倒了。为了让他从医院出来，在新居家里看到新舍、新置，也看到他心仪的那张条案，资阿姨从往返家与医院的空间，把看上的书架、饭桌等旧式家具，都尽快地运回摆好。自然，为了迎接他出院的喜悦，我们特意地再次去了高碑店的那条旧街，把反复看过的那张棕色栗木条案，不由贵贱分说地买将回去，让它在陈叔叔的卧室一侧，得体安静地立着等待最需要它的人，病愈之后，在它光滑暗亮的案面上写字、绘画，记下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比较与思考。
条案如期所愿地摆在了那儿，而它的主人———那位最需要它的学者，却再也没有从医院走出来。他既没有在那条案上摆下砚台，握着毛笔，写一个书法汉字，也没有在那条案上铺开宣纸，创作一草半鸟，一隅诗界画世，更没有在那儿写出一篇他满腹中西经纶的思考文章。甚至说，他很快住进重症的监护室里，就是亲人也不能接触言语，结果是，他连生前终于拥有了一张期待的条案也不曾知道。
20xx年的12月27日，陈叔叔默然地去了。
现在，在那张他生命的最后终于拥有的那张可以书写、绘画的条案上，摆了他的遗像、骨灰和笔墨。一个少有的西学专家，永远地和中国传统的条案相厮相守在了一起。他们每天都在以他们的清寂交流、对谈着各自的命运，对西方、东方的认识与理解，思考着一个民族在世界中的扩展与扭曲，舒展与未来。而留在条案上和周围空白、清寂的疼痛，则每天每时，都在言说、记录着一代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表达的渴望和无奈。
励志人物故事8
《皇甫谧浪子回头》
皇甫谧，魏、晋年间人，是西晋著名的学者和医学家。皇甫谧小的时候玩劣异样，被村庄里的人称为小霸王，一次，他将同学受气包家的枣树的树皮铲掉，使得枣树枯败，全村人看到他，都不理他了，在婶婶的教导下，皇甫谧终于浪子回首，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
励志人物故事9
行进在冰原雪域40多年，踏遍祖国60多条冰川，视冰川冻土事业为生命的“中国现代冰川之父”施雅风院士，2月13日在南京走完了他人生的93个春秋。
视甘肃为第二故乡的施雅风先生，因其对甘肃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开创性工作，20xx年获得“甘肃省科技功臣”奖，成为甘肃人民心中永远的“明星”。
一
施雅风生于江苏海门，1958年来到甘肃，先后任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务，是我国杰出的地理学家、冰川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现代冰川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58年6月，施雅风主持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高山冰雪利用考察队。当年7月1日，他率队在祁连山腹地柳条沟地区的托赖山脉，登上海拔5143米高的冰川最高点。这一天是党的生日，他们把这条冰川命名为“七一冰川”。这是中国人自己发现并命名的第一条冰川，是中国冰川科学的奠基石。
初战告捷，施雅风又指挥考察队兵分七路，考察了10个冰川分布区，描绘和计算了冰川的形态和储水量。在施雅风的主持下撰写了考察报告。1959年初，《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出版，这部43。6万字的考察报告，是中国冰川学第一部区域性专著，成为中国冰川学的一个里程碑。
1974年4月，施雅风带队前往巴基斯坦巴托拉冰川进行考察，为恢复被山洪冲毁的中巴友谊路的通行，提供了科学数据。其创新的计算方法和准确的预报结果，在冰川学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美国冰川学家迈尔教授为此中国冰川学者没有利用计算机等先进设备，能作出如此精确的预报，是非常出色的成就。此次对巴托拉冰川问题的成功解决，成为冰川学在应用领域中的典范。
1978年，施雅风组织中国冰川学家开始了中国冰川目录的系统编制工作。经过24年的艰苦工作，完成了12卷23册的巨著《中国冰川目录》，获得了我国49206条冰川包括名称、位置、长度、面积、储量等30多项参数的系统信息，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各冰川大国中惟一全面完成冰川目录的国家。
二
施雅风开创的我国寒区旱区科学研究始于甘肃，在惠及西部、产生国际影响的同时，也为甘肃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生前说过：“我的大半生在甘肃度过，这里养育了我，为甘肃做点事是我的心愿。”虽出生于江南水乡，但自踏上甘肃土地的那一刻起，施雅风就做好了扎根第二故乡的准备。
在施雅风的筹备下，1965年，我国第一个冰川研究单位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成立。
按照当时省委提出的“河东靠引洮，河西靠冰川”的思路，施雅风先后组织和领导了祁连山冰雪水资源利用、河西水土资源合理利用，以及甘肃工矿和交通泥石流防治等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和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不仅推动了我国寒区水文和干旱区水资源学科的发展，而且为甘肃泥石流灾害防治和河西商品粮基地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三
施雅风在学术上取得重要建树的同时，还十分关注人才的选拔和培养。经他亲自选拔和培养的著名科学家有工程院院士丁德文，中科院院士李吉均、程国栋、秦大河、姚檀栋等。他言传身教，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如今在他的身后，群山般屹立着数以百计的中坚力量，有的已两鬓染风霜，而更多的年轻人已加入到这支队伍，继续传递着中国冰川事业的接力棒……
冰冻圈与全球变化研究室主任王宁练研究员说：“施先生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为人正直的高贵品质，睿智而有远见的科学目光，慈祥而朴实的人格魅力，是我们的财富，是我辈学习的光辉楷模。他是一位始终将生活高度融入自己热爱事业的师者，是一位始终执著坚持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是一位传递优秀科学家品质的践行者。”
施雅风先生的学生、中科院寒旱所冰芯室叶柏生研究员含着泪说：“去年夏天我去探望时，他还在家里写一个发言稿，说一定要来兰州参加会议。年前在南京探望时他已经在重症监护室，没想到这是见老师的最后一面……”
励志人物故事10
某日，我开车拉着葛优去北影，途中遇熟人叫停寒暄。熟人问葛优：“干吗去呀，葛爷？”葛优笑答：“拍戏呀。”熟人顿时面露惊愕，继而竖拇指大赞：“葛爷真是太平易近人了！演戏您还亲自去呀？”葛优正背词默戏无心闲扯，点头堆笑匆匆道别。车开出很远葛优才反应过来，对我说：“这是夸我吗？厕所我都亲自上，演戏我还不亲自来？”
戏外的葛爷待人友善，懂事，通情达理，没架子。这些都是值得称赞之处。但最可爱之处还在于他的“小富即安”，不贪。一切荣誉在他看来都是不留神抄上了，没敢惦记。举个例子。《大腕》拍完后，《纽约时报》的人想采访他，葛爷推说有事一再谢绝。我们问他：“你有什么事？”他说：“去大钟寺给父母家的阳台买块地板革。”我们说：“这事我们帮你办了，你还是接受人家的采访，《纽约时报》的影响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文章登出去对你在海外的发展非常有利。”葛爷说：“咳，我到海外发展什么去呀？我连英语都不会说，我把中国的观众伺候好了就成了，让他们省了这份心吧。”葛爷确实不贪，放在别人身上这叫目光短浅，而放到葛爷这儿就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恰恰就是这种不贪的心态，使他非常心平气和，做起事情来就比较从容。对于葛爷来说，没有什么是志在必得的，因此待人接物也显得自然大方，既不会被利益驱使过分地贴上去献媚，也不可能因为失算了，彼此见面连招呼都不打。
《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群众见到葛优都亲热地叫他“冬宝”，就像我的女儿永远管赵薇叫“小燕子”。葛优也因为在这部戏里的精彩演出获得了由观众投票产生的“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
记得在纽约拍摄《北京人在纽约》时，有一个场景是在艾未未的家里拍摄，那时纽约的华人里正在流行《编辑部的故事》。未未那里也有一套，姜文发现后拍戏间隙拿出来观看，轮到拍他的戏了，仍不肯放手，他说：“你要不让我看完了，我心里闹得慌。”
看完一集，姜文对我说：“李冬宝这个角色的确非葛爷莫属。我要当评委，评最佳演员这项奖时，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看这个演员演出这个角色是不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什么叫‘最佳’？‘最佳’就是非他莫属。”
写《编辑部的故事》之初，饰演李冬宝的人选在我脑子里就只有一个人——葛优。剧本出来以后，按说作为编剧我就算交差了，可当时的导演金炎打算从军艺表演系物色饰演李冬宝的人选，听到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要找英俊小生，起码也是文绉绉的那种。这和我们笔下的李冬宝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知道没有人比葛优更适合这个人物了。我找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主任郑晓龙，一方面希望正在筹备《皇城根儿》的导演赵宝刚能和金炎联合执导，因为宝刚是最了解我们创作意图的人，也知道这出戏里的人物都应该是什么“嘴脸”；另一方面我力主请葛优出演李冬宝。晓龙马上就说：“必须这么办，你去找葛优吧。”
那时我和葛优不熟——不是不熟，是根本就不认识——只是因为看了他在影片《顽主》里的演出，顿时觉得耳目一新，神交已久。我叫上王朔一起去找葛优，王朔虽然也和他不熟，但毕竟有过几面之交。那时王朔也真是好说话，叫他去他抬屁股就去了。撂现在，如果不是他亲自导演的戏，让他去登门请演员是难以想象的事。
那是一个下午，我们按照王朔模糊的记忆摸到葛优住的那幢楼，到那儿才发现原来就在我曾经住过的楼的隔壁。因为不知道具体门牌号码，也没有葛优的电话，在楼里几经打听才找到他住的单元。敲门，没人应，再敲门，邻居家走出一位女士，是葛优媳妇的嫂子。问明来意后，嫂子告诉我们，葛优外出，估计快回来了。
我们回到楼下坐在我的摩托车上等，印象中后来还下起了小雨。大约等了一两个小时，王朔指着远处走来的一个人影说：“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葛优本人，他穿一件咖啡色的风衣，戴一顶帽子，看上去很瘦，所以显得风衣特别肥大，走起路来“踢哩突噜”。
见到葛优我就想笑，迫不及待地一个箭步迎上去。他认识王朔，王朔把我介绍给他。和在《顽主》里的神色类似，现实中的葛优也不是不热情，但显得很谨慎，你笑他不笑，一副莫衷一是的样子。王朔不是急赤白脸的人，没怎么多说话。我急着要说明来意，他让我们先等一下，在楼下的小铺里买了盒金桥牌香烟。
我们一起上楼，从等电梯到乘电梯到12楼，穿过漫长的走廊，来到葛优家坐定，我已经一口气把来意说了个大概。之后，葛优表现出了矛盾的心情。
他说：“我已经答应了张晓敏，上她的《大冲撞》，正好和你们的时间冲突了。”我问他：“你在那部片子里演什么角色？”
他说：“就演一个宾馆的经理，小配角。”
我说：“那我们这出戏请你演的是主角，一号人物，剧本就是照着你写的。”
他想了想又说：“能不能两部戏协调一下，都上。”
我说：“这不大可能，天天都有你的戏，你一走了，全剧组就得趴窝。”
他真的为难了，说：“要不就算了，我都先答应张晓敏了，不上，就把人家得罪了。我也知道你们的戏有意思，咱俩初次见面不熟悉，王朔我知道，肯定写得错不了，可那也不能因为上一个戏得罪朋友啊。”
我赶紧说：“你对我是不熟，不算朋友，王朔得算你的朋友吧。你上我们的戏得罪张晓敏，那你就不怕上了她的戏得罪这拨朋友吗？”
他忙说：“我也不愿意得罪。”
我说：“那就好办了，反正都是得罪朋友，那你就权衡利弊吧，两害相权取其轻。上张晓敏的戏，你得罪了我们，却只演一个配角；上我们的戏，你得罪了张晓敏，演的却是一个绝对的主角，而且保证戏一出来就‘炸’了。主意你自己拿，我们等你的信儿。”
事后，郑晓龙开玩笑说：“他要不上咱们的戏，咱就封杀他。”
励志人物故事11
《屈原洞中苦读》
这个故事讲述了，屈原小时侯不顾长辈的反对，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躲到岩穴里偷读《诗经》。经由整整三年，他熟读了《诗经》305篇，从这些民歌民谣中接收了丰盛的养分，终于成为一位巨大诗人。
励志人物故事12
巴金
巴金喜欢喝茶，却没有太多讲究，家家户户都有的白瓷杯，就是他的茶具。泡的方法也简单，和农夫村妇一样，抓把茶叶，用开水一冲，味道自然也很一般。而且，巴金喜欢把茶叶顺手丢在书柜里，这样一来，茶水就有了油墨的味道，外人实在难以下咽。
好友许四海是制壶大师，对喝茶很是讲究，实在看不下去老舍这样糟蹋茶叶。于是，他送了巴金一只自制的仿曼生壶，还专程从家里带了一套紫砂茶具，为巴金表演茶艺。还别说，制壶大师确实有一手，用特别的手法冲泡的茶，还未喝，香味已经在房间里弥漫，巴金喜不自禁，一边喝一边感叹：“没想到这茶还真听许大师的话，说香就香了！”一口气喝了好几杯。
老舍
老舍认为喝茶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他喜欢一边喝茶一边写作，如果没有茶，喝多少水都觉得不解渴。出国或外出体验生活，都不忘随身携带茶叶。
有一次，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他的嗜好，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热水瓶。老舍颇为开心，赶紧泡好一杯茶，准备慢慢品茗。没想到，刚喝了几口，一个不注意，服务员居然端起杯子给倒掉了，气得老舍大发雷霆：“难道她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其实，这还真不怪那服务员，这是东西方茶文化的不同，人家以为老舍喝剩了，很体贴地倒掉呢。
后来，爱茶如命的老舍先生居然提出要戒茶，原因是物价高涨，“不管我愿不愿意，近来茶价的增高已教我常常起一身小鸡皮疙瘩。”粮食涨，茶也凑热闹，可见茶和粮食一样重要，难怪老舍只是叫嚷一阵，并不见他真正戒茶。
郭沫若
郭沫若不仅喜欢饮茶，还擅长写茶诗，题茶字，就连剧本里都少不了泡茶的情节，11岁就曾写下“闲钓茶溪水，临风诵我诗”的句子，可见对茶的喜爱是从小就培养的。
他到全国各地考察工作，都少不了品茶的环节，遇到好茶，他一开心，忍不住就题首诗写个字什么的，结果，这诗一写就不得了，那茶从此就红遍全国了。所以啊，给他封个“茶大使”一点都不为过。
为了传播茶文化，郭沫若连剧本都不放过，借主人公的口，说出自己的泡茶心得：“在放茶之前，先要把水烧得很开，用那开水先把这茶杯茶壶烫它一遍，然后再把茶叶放进这壶里面，要放大半壶光景。再用开水冲茶，冲得很满，用盖盖上。这样便有白泡冒出，接着用开水从壶盖上冲下去，把壶里冒出的白泡冲掉。”真够细致的，简直就是一部完整的百科全书。
林语堂
林语堂喜欢喝茶，而且不是一般的讲究，首先得有志同道合的人做伴，一个人喝太无味，然后还得有个好的环境，不然，再好的茶也大打折扣。同伴还不能多，一两个足够，不然太吵，环境也得清静幽雅才行。“如果此时身边时而有儿童在旁哭闹，或粗蠢妇人在旁大声说话，或自命通人者在旁高谈国是，即十分败兴，也正如在雨天或阴天去采茶一般的糟糕。”
有这般苛刻的要求，自然也会品出不一样的味道来。林语堂确实品出了与众不同的味道，最著名的就是“三泡”说：“茶在第二泡时最妙。第一泡譬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女，第二泡为年龄恰当的十六女郎，而第三泡则已是少妇了。”如此看来，“红袖添香夜读书”中的“红袖”并不专指美人，也可以代表茶啊。
励志人物故事13
陈之藩撰文《在春风里》，卒章显志：“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文中的“春风”特指胡适，这样的春风乃是长者之风。
北大教授温源宁作名人小传，称赞胡适，上课时总记得为衣裳单薄的女生关紧教室的窗户，以免她们着凉。这个细节很细微，却彰显了胡适的绅士风度。
1948年，胡适将自己珍藏的《红楼梦》甲戌本借给燕大学生周汝昌，他对周汝昌的品行一无所知，借后从未索还。周汝昌与其兄周祜昌录下副本，然后写信告诉胡适，胡适欣然赞同。周汝昌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为曹雪芹的原著恢复本来面目，胡适仍鼎力支持，他又将珍藏的《红楼梦》戚蓼生序本借给周汝昌，周汝昌如虎添翼。
1954年，张爱玲从香港邮寄长篇小说《秧歌》给胡适，不免忐忑。胡适读完后，通篇圈点且题写了扉页，将它寄还给张爱玲。她翻看时，“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张爱玲在美国定居之初，颇得胡适照拂。他们都喜欢《海上花》中精彩绝伦的苏白（吴语白话），在文学上多有共鸣。胡适呵护晚辈，从不溺爱，而是慈中有严。女兵作家谢冰莹请胡适题词，胡适的哲语敲击心坎，鼓舞精神：“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莫更哀。从今后，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
胡适爱才，惜才，奖掖晚辈，提携后进，乐意做青年人的朋友，他常用易卜生的名言“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铸造成器”来激励大家。“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胡适对许多人都有知遇之恩，他不在意对方的政治立场，只留意他们的才华和学问。如季羡林、杨联陞、沈从文、毛子水、邓广铭、千家驹、罗尔纲……不少才俊经胡适栽培，成为国家栋梁、文化精英。
胡适性情温和，但他的主见很鲜明。叶公超说：“有一时期，我们常常有所争论，但是他从不生气，不讥讽，不流入冷嘲热讽的意态。他似乎天生有一个正面的性格。有话要主动地说，当面说，当面争辩，绝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计……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距离最远的东西。他有一种很自然的醇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
帮助同行，是胡适的习惯作为。林语堂到哈佛进修，由于官费未及时发放，陷入困境。他打电报回国告急，胡适倾尽私囊汇寄两千美金，助其完成研究。林语堂回国后才知个中情形，自然很感动。
唐德刚称道胡适：“他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导人家如何做学问，他有时也疾言厉色地教训人家如何处世为人。但他从无‘程门立雪’那一派的臭道学气味，被他教训一顿，有时受教者还会觉得满室生春，心旷神怡！”好一个“满室生春”，谁不受用？
胡适对台北街头关心政治的卖饼老人袁瓞语重心长地说：“社会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春风是爱物的，长者是爱人的，胡适爱人以德。
十二岁少年余序洋患有糖尿病，他读到陈存仁的《津津有味谭》，对名医陆仲安治好胡适糖尿病的故事颇感好奇，便写信去向胡适求证。胡适毫不怠慢，回信说明那个故事纯属谣传，不足取信。在写信和复信这一点上，若论热心程度，胡适与蔡元培难分伯仲。
健谈者多半好客。南宋理学家朱熹喜欢与客人聊天，虽在病中亦不改积习，弟子劝他少见人少讲话，他怒不可遏地说：“你们懒惰，也教我懒惰！”胡适富有人情味，他比朱熹温和，在好客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适不愿将人拒之门外，他有点像东晋名士和大臣王导，身上具备天然的亲和力，应对周旋游刃有余，来者皆喜，满座尽欢，无论对方是谁，居高位者如是，处底层者亦如是。
励志人物故事14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之间齐白石迁居北京已经快10年了。这10来年，是他含辛茹苦、艰难奋进的10年，也是他绘画艺术不断超越、大放异彩的10年。特别是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中日画展，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说是中日画展，实际上简直成了中国画展，甚至可以说是齐白石画展。带去了那么多他的画，仅3天时间就被抢购一空。他的名字不仅震动了日本画坛，还传到了欧洲、美洲、大洋洲。许多不同肤色、操着不同语言的国际友人远涉重洋，千里万里，奔赴北京，千方百计地寻求他的画。
京城古玩字画店的老板突然发现，平时不太为人们注目的齐白石的画，突然被一批又一批黄发、碧眼、白皮肤的外国人抢购一空。他们来到画店，拿着一张写着“齐白石”三字的纸，嘴里叽哩哇啦，指名非要买他的画不可。于是，老板们就把齐白石的画价提高了几倍甚至几十倍，可是仍然满足不了这些操着不同语言远方来客的需求。京城古玩字画店，都出现了这种在世俗眼光看来简直是神奇的现象。
齐白石的家，那个曾经冷落了相当一段时间的院落，突然热闹起来了。古玩字画店老板的态度，一夜之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们亲自上门请齐白石画画，一个个笑容满面、彬彬有礼、态度谦和，而且润笔费也不断上涨。
所有这一切的转变，齐白石当然知道是为什么。作画，是他毕生为之呕心沥血的事业。这不止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养育了自己的祖国的荣誉。对东京画展的成功，他自然是欣喜的。他挥笔写下了一首诗：“着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寸纸众争夸；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
但是，面对东京画展的成功，面对许多人对自己的态度骤然间由冷落变得异常热情，面对自己在海内外的声名越来越大，齐白石的头脑更是清醒的。
1930年，齐白石度过了67岁生日。这年夏季的一天，艳阳高照，天气炎热，人们挥汗如雨。他到照相馆，不顾盛夏酷暑，翻穿皮马褂，手里拿着白折扇，照了一张相。他在白折扇上题词曰：“挥扇可以消暑，着裘可以御寒；二者均须日日防，任世人笑我癫狂。”
当时这张照片陈列于海王村照相馆，很快传遍了京城。不少人都不理解，甚至议论纷纷：“哪有既穿皮袄，又摇折扇的道理呢？”
然而，许多有识之士从齐白石的“癫狂”里，看到了他对当时社会世态炎凉的讥讽与抨击，也看到了他知人与自知的大智慧：“热”时，要防人趋炎附势；“凉”时，要防人落井下石。他把亲身经历和体验的酸、辣、苦、涩，绝妙地凝聚在这一帧穿着皮袄摇着折扇的小照上。
励志人物故事15
孙犁认为，旧式婚姻，过去叫作“天作之合”，是非常偶然的，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
孙犁回忆，妻子十九岁那年，夏季一个下雨天，她父亲在临街的梢门洞里闲坐，从东面来了两个妇女，是以说媒为业的，被雨淋湿了衣服。她父亲认识其中一个，就让她们到梢门下避避雨再走，随便问道：
“给谁家说亲去了？”
“东头崔家。”
“给哪村说的？”
“东辽城。崔家的姑娘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
“男方是怎么个人家？”
媒人简单介绍了一下，就笑着问：“你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
“怎么不愿意。你们就去给说说吧，我也打听打听。”她父亲回答得很爽快。
就这样，经过媒人来回跑了几趟，亲事竟然说成了。结婚以后，妻子跟孙犁学认字，他们的洞房喜联横批，就是“天作之合”四个字。妻子点头笑着说：“真不假，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
正因为如此，孙犁的妻子对他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早年孙犁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买过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妻子家。妻子临终之前，还向孙犁提起这件小事，问道：“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
孙犁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妻子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出一丝幸福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