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追求娱乐的天性变得异常突出，甚至“娱乐至死”时，这不是网络带来的，更不是“网红”带来的，而是社会失范在互联网相关领域上的反映罢了。
“网红”是互联网普及以来的一种自然现象，但公众对网红的追捧本身并不是新事物，从众心理和投射心理本来就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
网红发展演变的时间节点与两个关键要素有关。其一是网络媒体自身的发展演变——从论坛到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每一次网络媒体的技术进步都会改变网络传播的生态，从而以不同的方式，造就不同的“网红”。
其二是网络监管，网络传播具有平行、分布、即时的特点，无法建立起传统媒体那样的“守门人”机制，只能在摸索中逐渐积累其监管的途径、技术和手段。这就使得每一次传播技术的进步都会带来一段时间的“繁荣期”，这个节奏和周期也会影响到“网红”的起伏演变。
从我个人的印象和经验来看，朱海军、芙蓉姐姐、罗玉凤、和菜头、papi酱，他们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某些侧面，或者根本就是这个时代的例证。
首先要说到史前“网红”——大约16年前，中青论坛的“朱海军”应该是网络媒体时代的第一个标本。他的互联网论战者的存在方式，以及后来的意外猝死，标志着互联网已经开始成为一种举足重轻的生存和传播方式。
之后是芙蓉姐姐，她是互联网从精英的小圈子发展成大众广场以来的第一个“网红”。值得一提的是“和菜头”，他恐怕是16年来罕见的长寿“网红”。无论是“和菜头”身份的转变，还是思想的嬗变，堪称中国大陆互联网从曾经的理想主义到如今犬儒主义的见证。在这之后，“网红”所能影响的范围就缩小到娱乐八卦和鸡毛蒜皮。
如果说此前的“网红”是野生的“网红”，那papi酱无疑是资本加持的养殖“网红”，这标志着商业资本对“网红”现象的自觉和侵入。以上这几个刻度可以大致勾勒出16年来中国“网红”的进化史。
当下的“网红”有别于其他时代的红人，这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伴随互联网时代而来的讯息过载、放大的从众效应以及噪音溢出。人们每天要面对数量超过其自身处理能力的讯息，因此，他们更可能采取追随他人的方式来甄别和拣选有效讯息，这就造成远比传统时代更为显著和突出的聚合效应。通俗地讲，“网红”会比大众媒体时代的“红人”吸引更大比例的注意力，也就是“网红更红”。
同时，互联网时代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播途径和模式。在传统的大众媒体时代，“意见领袖会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节点，他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受众的态度。而在网络媒体时代，所有网民都能平行且平等地发出信息、获得信息，这就意味着噪音盖过有效讯息，造成所谓的“噪音溢出”。
大众媒体时代的“红人”，其产生、传播和发展是可控可规划的，至少是可以引导或者主导的，但网络媒体时代“网红”的产生、传播和发展呈现出不可控、难规划，甚至难以引导，遑论主导，也就是“网红难控”。
另一个方面是网络监管。在严格监管的网络情境下，未来能够容纳“网红”存活且发展的社会领域基本上集中在娱乐、八卦等领域，也即“网红更烂”。现时代的“网红”，以及追捧网红的现象，反映出社会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严重的反智倾向。
虽然前些年的“网红”们也难免良莠不齐，但其中总会包含一些积极、理性和理想主义的诉求。近年来，尽管“网红”们的表现形式更加纷呈，但无论精神内涵、影响力、议题以及主张等方面却越发乏善可陈。除了娱乐宣泄型的“网红”，坚持传播真知灼见的人，很少成了“网红”。
“网红经济”的核心其实就是所谓的“注意力”。至于“网红经济”的精神价值，从前面概括的“网红更红”“网红难控”“网红更烂”三个关键词已经可见一斑。须知，追求娱乐是人类的天性，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概莫能外。但是，人类除了追求娱乐，还有追求理想、追求真理、追求权利、追求公正公平等天性。
当追求娱乐的天性变得异常突出，甚至“娱乐至死”时，这不是网络带来的，更不是“网红”带来的，而是社会失范在互联网相关领域上的反映罢了。至于一些学者拿美国研究者提出的“娱乐至死”等理论和观点来分析和看待中国社会，在我看来有点杞人忧天了。目前我们得想方设法治病要紧，而不是跟着美国人担心吃多了高热量会导致肥胖。
没有任何人可以回答未来我们会走向哪里。“网红”是互联网普及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网红”的问题也是社会病的反映，而不是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