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调查主体（社会调查员）的确定。据了解，两地法院对此都不约而同地先后进行过一些类似的尝试。最初是让控方即公诉人负责这项工作，但因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作相关规定和解释，公诉人往往认为该社会调查制度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经程序，不是其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且与其指控犯罪的职责也不相协调，徒增加工作量，故不同意负责调查。即使同意调查，也不是很积极，致使社会调查流于形式，其撰写的社会调查报告也空洞无物，没有实际意义。后来，法庭又尝试让辩护人担任社会调查员，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发现辩护人倒是比较积极，配合也较好，但其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往往失之偏颇，总是片面强调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利的事实和情节，却有意无意地忽略对该未成年被告人不利的`一面，达不到法院原本所期望的那种客观全面而又真实公正的要求。同时，实践表明，其他个别地方由主审法官本人担任调查员的做法也存在诸多弊端，不仅与控辩式诉讼方式相悖，而且容易给外界留下“先入为主”、“先定后审”、“审判不公”等不良现象。
在此背景下，河南省兰考县法院进行了在其青少年庭内，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之外，设立一名相对固定的社会调查员的探索，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于2000年6月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兰考县人民法院青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社会调查工作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兰考规则》）。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制度的规范性文件。它在第四条规定：“青少年法庭设社会调查员，负责社会调查，制作社会调查报告，参与法庭审理，跟踪帮教考察等工作。”
同时，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基于几乎同样的理由和原因，却探索了一条与兰考县法院的做法截然不同的道路：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总结，长宁区法院认为，由法官之外的人承担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的社会调查工作应该是一种比较妥当的做法。于是经过多方协调，最后确定由长宁区的青少年保护办公室来负责这项工作。
二、社会调查员在法庭中的地位。兰考县法院和长宁区法院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内都设有社会调查员的席位。但不同的是，兰考县法院是将社会调查员设立在审判台与被告人席之间，与书记员并列的位置上（见《兰考规则》第五条）；而长宁区法院则是将社会调查员席与证人席相对应，在被告人席与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席之间单独设立一个席位。同时，在长宁区法院审理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时，社会调查员是不被视为证人的，可是在出庭方式以及在法庭上停留时间方面却又等同于证人：在法庭调查即将结束之际，社会调查员出庭宣读其所撰写的反映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的社会调查报告，宣读完毕后即退出法庭，并不得参与旁听。据该院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庭长称，这是考虑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不公开审理原则，保护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缘故。然而，《兰考规则》却规定“社会调查员参与法庭审理”。在法庭上，社会调查员的地位和角色介于证人和法官之间。开庭时，法庭调查的最后一项由社会调查员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并征询控辩双方的意见。宣读完毕后并不退庭，仍然参与庭审，直至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