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家族企业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的日益增强, 这种制度形式或治理结构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但是对家族企业的研究目标和重点尚不明确, 对家族企业的定义还有模糊的认识, 对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安排和制度变迁或演进的研究还需要一个坚实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就家族企业研究的这些基本问题进行评述, 以期对后来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家族企业; 定义; 治理结构; 路径演进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等各项事业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变迁。家族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也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及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家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历史的根源, 也遵循逻辑的演进, 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随着家族企业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的日益增强, 这种制度形式或治理结构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资料显示, 家族企业在各国经济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Craig E. Aronoff 和John L. Ward 的研究, 在美国, 家族企业创造了60%以上的GDP 和就业, 创造了近90%的企业税收; 欧洲的德国经济中的中小企业, 主要由中小型家族企业构成, 德国这种典型的中小企业经营模式从1970 左右便主导着德国的经济; 在韩国这样一个财团主导型经济形态中大型财团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而大型财团大多被创始人和家族成员所控制, 比如三星、现代、大宇等年收入在350 亿美元的大型财团; 在我国, 家族企业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 年以前, 国有经济的工业总产值几乎是外资和民营经济工业总产值的总和, 2000 年之后, 国有经济与外资和民营经济工业总产值之比迅速缩小, 基本形成国有经济、外资经济和民营经济三分天下的格局, 而且, 从增量上看, 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国有经济。2001 年底我国私营企业户数已经突破200 万户, 从业人员2714万人, 私营企业纳税额年增24.65%, 私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最具成长性的经济力量, 私营经济不仅数量迅速增加, 而且规模不断扩大, 存活期延长。
与此同时, 人们对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和治理结构及其路径的演进提出了质疑、批评和预测。苏启林等通过对韩国家族式企业集团的研究指出, 韩国治理家族性财团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无疑对在“国退民进”、大量家族企业形成和发展的背景下给了我们深刻启示, 即决不能低估家族式管理的危害; 学者们认为, 家族企业股权结构的一元化和封闭化、所有权和经营权严重的重叠、低层次的人才结构、软约束的传统家族伦理组织原则使得家族企业难以取得企业进一步发展的资源, 成为企业发展扩张的制约因素, 企业边界具有有限性; “富不过三代”、“三代消亡律”更多地被视为家族企业演进的规律, 家族企业在“一代创业、二代守成、三代消亡”的怪圈中苦苦挣扎, 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中苦苦挣扎。①因此似乎家族企业是终究被现代企业制度所取代的初级的、原始的、没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或制度安排或治理结构( 大多数文献所描述的隐含的结论是如此) 。Craig off, 和John L. Ward (1995) 的文章“Family- ownedbusinesses:A thing of the past or the model for thefuture”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家族企业是落后、封闭、低效或过时的代名词还是未来的模式?既然是过时的模式, 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我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 家族企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且这种模式有向其他领域渗透和扩展的趋势? 如果是未来的模式, 为什么存在规模和寿命的瓶颈? 如果是未来的模式, 家族企业的效率如何? 家族企业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异质特征是什么并怎样影响着它的演进? “三代消亡律”是规律还是神话?用什么样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家族企业?企业理论的最新进展是否顾及和适应家族企业的研究?等等。笔者认为, 这些都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