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与嵇康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但不同于嵇康的情感外放、激烈的反社会性，甚至面临杀身之祸时，还不愿意向当权者低头。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阮籍的故事吧!
魏晋乱世，诗作甚多。其中，能以诗文加以隐晦的手法，抒发对朝政不满的，当推“竹林七贤”。而“竹林七贤”中又以阮籍、嵇康二人成就最高。二人各有所长。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指出“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可见二者作品的思想不谋而合。不过嵇康工于文论，而阮籍善于诗作。尤其在五言诗方面，更是成为绝响。
阮籍字嗣宗，生于公元201年，卒于公元263年。因其羡慕步兵营厨之美酒，曾一度作为步兵校尉。故后世称其为阮步兵。其父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但阮籍却无意继承父业，其主因可能是父亲早逝，对其影响甚少。这也使他在文学创作上独树一帜，为日后其诗的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他早期崇尚儒学，中期倾向于儒道综合，强调自然与名教的统一，试图设计一个“天人合一”的理想政治方案。但这一切都因司马氏与曹氏两大集团展开殊死的权利之争，大批名士为此走上断头台而归于破灭。于是他毅然选择了自我意识自身，在主观领域设计一个理想的精神自由的世界。但是，“它们并未从心灵之中销声匿迹，因为没有任何曾经被人感受过的经历会终止其存在的，只不过它们被贮藏在荣格称之为个体无意识的存在之中”。所以，这使他的诗作也多了愤世嫉俗与不拘礼法诸内容。
关于阮籍的一生，自然是在极度压抑与苦闷中徘徊的一生。如同钟嵘所言“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这集中反映在他的《咏怀》八十二首上。观其作品，不难发现，在失志之间，其内心仍隐藏着愤世嫉俗的内容，比如《咏怀》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
诗中难以克制作者的幽愤与苦闷心情，但在表现上却又相当隐晦。何焯曰：“籍之忧思所谓有甚于生者，注家何足于知之。”蒋师爚曰：“案此刺善笺忧生之嗟也。徘徊风月间，号者自哀，鸣者自乐，忧思者以何自见乎。以琴见焉，弹毕而无可见矣。心以是伤，怀以是咏也。”可见，由于时代的束缚，使其无法公开抒发对现实的失望与不满，无法排遣内心的郁闷，从而诗作表现出极度的悲凉、幽愤色彩。“而此时，徘徊犹豫不决已成为他政治态度的基本特点”。
于是，之后的阮籍，也许更纵情于醉酒，企图以醉酒的方式来回避现实，也借此来冲击礼法的约束。“阮籍嗜酒任诞，不顾时俗礼法。或母丧饮酒食肉不辍，或醉后横眠邻家妇侧，或与群猪共饮。”但这种消极避世的方式在抒发对统治者的不满时又显得苍白无力，正如李白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所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而我认为阮籍更像罗隐所云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样，诸多因素构筑了其矛盾的情感世界。
《晋书·阮籍传》所言：“文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可见，阮籍当时的醉酒反抗是何等无力。不过，这倒使他后来逃离了嵇康、吕安式的命运，暂且保住了性命，也使他晚期的作品更加隐晦难懂。而究其主旨，应该大类于愤世嫉俗、慨叹不得志以及反对礼法等。一方面，阮籍憎恨所谓的名教，“名教已成为司马氏排除异己的有效名义。”如其在《大人先生传》中所述：“往者，天尝在下，地尝在上。反覆颠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动，山陷川起，云散震动，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择地而行，趋步商羽?”阮籍认为“士君子”所崇尚的名教社会，似乎是个“吉宅”，即安全之地，实际上在现实世界充满着危险和布满了陷阱，这就如同“虮虱处于人的裤裆，自以为得计，但一把火可把一切烧得干干净净”。另一方面，他身处乱世，又表现对礼法的强烈不满。这也许还是一种针对现实而采取的消极的反抗。《晋书·阮籍传》言：“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于是，什么礼法，在他眼里都已灰飞烟灭了。而所谓的“竹林之游”，也大同小异。主要是“七贤”集中起来，饮酒赋诗，抒发对现实的不满，大胆地表现出反对礼法。如《世说新语·任诞》的描述“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饮畅。故世谓‘竹林七贤’”。由此可知，“七贤”个个好酒，但他们饮的却是苦酒。因为谁也无法排遣心中的幽愤，只好借酒浇愁。俗语曰：一醉解千愁。可能这样才能平慰心灵、麻醉自我吧。
不过，“竹林七贤”以饮酒抗礼法想必由来非一朝。据《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王隐《晋书》载：“谓贵放子弟阮瞻之徒，去巾帻、脱衣服、露丑行、同野兽，不修名行也。”而关于这一点，鲁迅亦有所涉及：“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可见其不拘礼法的地步非常人能想象的。因为在当时不拘礼法所承受的外在阻力是非常大的。
就这样，阮籍用醉酒来消极避世的'方式也近乎破产。因此，他只好转为潜心学习老庄思想，似乎是要做到“任逍遥”的境界。但他岂能真正从此不谙世事吗?不可能。他的徘徊不定、犹豫不决的性格决定了他必定要躲在某个角落，窥视那个时代，从而抒发自己的幽愤。这也可以说是他前期不拘礼法与愤世嫉俗的继续和延伸。他曾经以其独特的方式排遣内心的郁闷。据《晋书·阮籍传》载“兵家有女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又“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返)。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叹也好，哭也罢，无不是真情流露的结果。难怪当时的礼法之士斥之为：弃圣背贤、违礼违法，是狂狷之徒。
纵观阮籍之著作，从《咏怀》八十二首到《大人先生传》，从《乐论》到《通易论》，无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忧思，泻之于诗的深文隐曲。于是，日学者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诗史》中称其作品为“中国古诗格调最高之作”。
时代的约束压制不了“叛逆精灵”的反抗，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指出：“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扎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理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许多人受了很大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个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而阮籍，却将礼教反抗到底，实为真正的时代之叛逆。
都说一定时代的文化反映一定的时代政治特点，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阮籍的愤世嫉俗、不拘礼法的作品风格的形成也不例外。可以说正是魏晋乱世促成了其作品的特立独行的风格。
